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没有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同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精神文明引入他的新文明观，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作用，有过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引言：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标题中的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出自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两个文明一起抓，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规划现代化发展目标时，就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都要坚持建设精神文明。

　　自从1979年提出精神文明概念以来，邓小平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过许多阐述。他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3]邓小平把精神建设的重点放在了思想道德方面。他概括说：“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4]关于我们的优势问题，邓小平有过许多论述，但唯独把代表中国精神核心的理想和纪律，称作“我们的真正优势”，这是对中国精神的最高肯定。在参与中央讨论制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精神文明的内容是什么，需要明确规定”[5]的问题。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我们可以简称为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涉及问题和范围相当广泛，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邓小平使用了大量的“精神”概念。如，“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埋头苦干的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开拓的精神”，“主动创造精神”，“登山不止的精神”，“闯的精神”，“‘冒’的精神”，“创新精神”，等等。我们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的方面：即共产主义精神、中国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这就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在这五种精神中，共产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旗帜；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原创成果，是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的锐利武器，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贯穿红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力之源；开拓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

　　一、共产主义精神：“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成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6]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奋斗。因此，我们要特别教育我们的后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旗帜。

　　（一）“四种共产主义精神”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也是每名共产党员毕生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精神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共产党员的价值追求。邓小平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7]这四种精神，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中反映，我们简称为“四种共产主义精神”。

　　一是“大公无私”精神。处理好公私关系，最能反映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素质。做到大公无私，就要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面前可以牺牲个人利益。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大公无私、舍己为公、艰苦奋斗等道德观念都遭到了破坏。”一些人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也不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8]因此，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做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舍己为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彻底的大公无私者，就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必须大力倡导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二是“服从大局”精神。能否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小局和大局的关系，也是考验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准。邓小平指出：“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9]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队，局部服从整体。“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10]俗话说，大河没水小河干，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大局面前，必须牺牲局部利益和小局利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要倡导局部服从全局、小局服从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

　　三是“艰苦奋斗”精神。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还很穷，要艰苦奋斗，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他指出：“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我们只有长期的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1]邓小平批评说，我们刚刚发展起来一点，就有人主张高消费，甚至连艰苦奋斗也不讲了。他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12]他强调，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谨慎办事，兢兢业业，勤俭办一切事情，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还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四是“廉洁奉公”精神。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告诫全党：“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13]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的腐败现象在一个时期内也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加以清除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邓小平坚决主张一定要惩治腐败，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他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4]“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15]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从“廉洁奉公”的要求，到搞“廉洁政治”的承诺，再到“廉政建设”的方略，就是要从根本上确立廉洁奉公的共产主义精神，再上升到制度层面来保证，使这种精神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二）“五个庄严的革命”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应该大力提倡和表彰的“五个庄严革命口号”，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16]这些口号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激励作用，改革开放后，居然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以图造成精神混乱。邓小平认为，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这些口号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反映，在今天仍然是应该大力弘扬的。

　　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悼念一名牺牲的普通战士所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教育了好几代人，后人都是从这篇文献和张思德这个英雄模范人物中感悟为人民服务真谛的。为人民服务因其丰富的内涵，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新的历史时期，朱伯儒又以新的形象给人们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榜样，邓小平在1983年5月4日为朱伯儒题词：“学习朱伯儒同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7]号召全军向多年为群众做了大量好事的这位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干部学习，让为人民服务蔚然成风。邓小平还提出，中青年干部接班，要首先接好为人民服务的班。他说：“中青年干部接好老同志的班，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从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上接好班，就会使我们党和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能够得以传承，在全社会发挥光大。

　　二是“个人服从组织”。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中，只有在实现组织的大目标中才能实现个人理想。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必须把组织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放在第二位。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的不服从组织命令、不服从组织调动等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邓小平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19]并一再重申和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不是不要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组织利益下来考虑，只有组织利益最大化了，个人利益才会有真正的保证。

　　三是“大公无私”。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从不隐晦，他承认确实存在着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种种不正之风的现象的，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85年10月23日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在与邓小平会见中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0]搞改革开放，搞商品经济，人们的利益观念增强了，但公私关系不能颠倒，大公无私不能否定。靠教育，就是要教育人们树立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从思想根子上提高认识；靠法律，就是对严重的腐败分子必须绳之以法，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

　　四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赞扬白求恩时提出来的，是对白求恩精神的一个简要概括，也成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写照。邓小平抗战期间一直在华北前线，这正是白求恩工作和战斗的地方，对白求恩精神也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当1979年6月解放军白求恩和平医院建院50周年请邓小平为其题词时，他欣然命笔，题写了：“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做白求恩式的科学家”的题词，[21]此后还为白求恩医科大学题写了校名。白求恩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还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白求恩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既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一种诠释，也是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可以成为检验人们精神状况和思想道德境界的一个标尺。

　　五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8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内容，简称“两不怕”精神。这是革命军人崇高品质的真实写照，是对毛泽东提出、邓小平强调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展开，二者基本含义是一样的。邓小平对此表示肯定，并指示：“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22]无论是在平时还是战时，作为革命军人，都要做到不怕苦、不怕死。拈轻怕重、贪生怕死，是每一个革命军人所不耻的，也是与军人称号格格不入的。只有每一名军人都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能把我们这支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威武之师、雄壮之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革命精神：“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全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创造、培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精神，集中起来，就是邓小平概括的五种革命精神。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23]这些革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弘扬和升华，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和人民军队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凝练。中国革命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原创成果，是推进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的思想保证。

　　（一）“革命和拼命”精神

　　关于革命精神的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说明：“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24]革命精神是引领，革命精神是动力，革命精神就是人的脊梁。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体现在用自己的生命去筑起新的长城。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对八路军战士的英勇奋斗、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予以赞扬，他说：“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25]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靠着这些英雄儿女的拼命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精神的推动力量是无穷的，精神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邓小平总结说：“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26]革命战争年代没有革命精神就不会有革命战争行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革命精神也不会有建设行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军队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体现在保卫祖国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和平劳动中，体现在日常训练和执行任务中，他们显示出的是一种英雄气概。只有具备了革命和拼命精神，才能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只有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一往无前，革命和拼命精神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二）“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

　　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没有严格的纪律，就是一盘散沙，就不成其为军队。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亲自为我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强调要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邓小平讲过，“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27]邓小平认为，守纪律就要贯彻条令，加强训练。这样才能出纪律，出战斗力。全军官兵必须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秩序正规，军容严整；遵守纪律，奖惩分明。

　　牺牲，是军人职业的代名词；牺牲，是革命军人的最高奉献。邓小平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一书题词：“学习英雄们勇于献身的忘我精神，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英勇奋斗。”[28]战争年代需要牺牲，改革开放同样需要奉献。人民军队的牺牲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了验证，靠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也得到了证明，靠它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大业；面对社会动乱、军队的作用还表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仍然需要军人的牺牲作保证。在“八九”政治风波中，人民解放军表现出英勇的牺牲精神，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扬。他说：“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啊！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人民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29]什么叫牺牲？“三个没有忘记”是最好的诠释；什么叫合格？“四个永远是”是最好的注脚。所以，他们“仍然是人民子弟兵”。

　　（三）“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

　　邓小平1980年1月28日同胡耀邦等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意见时指出：“党员的条件要严格一些。具备什么条件算共产党员，不够条件的怎么办?还应要求党员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两者发生矛盾时，要牺牲个人利益。”[30]牺牲个人利益而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31]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一切先进分子的要求。1983年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为纪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20周年，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等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手迹。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雷锋就是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已的典范，人们学习的榜样。

　　（四）“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32]在解放战争期间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有这样一句话：“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33]邓小平对“两个压倒”精神的内涵，特别注重从理想和信念角度来阐释：“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4]邓小平晚年对二野历史的回顾，更是反映了这种精神。他回忆说，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二野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过黄泛区时遇到了极大困难，重装备都丢下了，以至于在以后的淮海战役中二野的炮兵就很少。就是在这样相当严峻、相当险恶的形势下，二野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45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前进了1000里，这是个真正的胜利。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因此，二野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两个压倒”精神，哪里会有这个真正的胜利！

　　（五）“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战争总是残酷的，困难也是前进的阻力。为了胜利，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乐观主义战胜消极悲观主义的历史，就是排除一切困难、不断夺取胜利的历史。1975年9月1日邓小平同话剧《万水千山》创作人员谈话时指出：“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讲清楚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这样才能反映出在艰苦奋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35]邓小平在谈到二野的历史时说：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度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对一个党、一支军队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有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在革命实践中就会有不同的表现。邓小平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多次谈到他的一生“三落三起”的经历，就是靠着坚定的意志，靠着对党的信念，靠着乐观主义坚持下来的：“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36]邓小平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个缩影，是新的历史时期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六）“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延安精神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和培育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南泥湾精神等这些原生态的精神，构成了延安精神的丰富内容。邓小平是我党历史上对延安精神总结、提炼、概括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领导人，他本人也是延安精神的传承者和接续奋斗者，并反复号召全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邓小平把我们党的延安精神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宝库增添了丰富内容。

　　一是概括了“延安作风”。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指出：“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37]1977年8月3日同胡乔木等谈话时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讲作风，实际上是对延安作风的阐述。根据延安作风，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8]延安作风就是民主作风，就是民主集中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种延安作风，我们在今天仍然要发扬光大。

　　二是总结了“延安路线”。1979年7月21日同彭冲等谈话时指出：“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的延安路线的继续。”[39]在延安时期，全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思想达到了空前统一，党的七大在思想路线基础上，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规定了党的政治任务，很快就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延安路线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规定党的政治任务，并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个任务而不懈奋斗。

　　三是提炼了“延安经验”。1980年4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40]其实，领袖也是一个集团，任何领袖个体如果不能将自己的领导融入集体领导之中，只强调领袖个人的作用，最终总是要出现问题的。延安经验就是发挥党的领袖的特殊作用与实行集体领导的有机结合，按照分工负责的精神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成员的作用，朝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前进。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两个方面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贯彻了延安经验，什么时候就会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违背了延安经验，什么时候就会受到挫折。

　　四是界定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这个概念，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提出来了，但当时还没有具体展开。1981年9月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在延安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家过得非常愉快，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们把它叫做‘延安精神’。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41]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决克服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这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是需要。

　　五是概括了“延安传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42]延安传统就是艰苦创业。这和延安精神的实质是一样的。1981年11月17日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说：“那时，我们是延安传统、延安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棉花，穿衣服都发生困难，连盐、火柴都没有。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自己拿锄头开荒，种粮食，结果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过得很好。那种精神现在中国仍然需要。”[43]延安传统和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和崇高品德。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传统都不能丢。

　　六是提出了“延安时代”。1981年11月13日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44]1982年8月10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等时指出：“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45]延安时代是我们党理论创造的辉煌时代，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和军队充分发挥精神作用的胜利时代。人们怀念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值得加以大力弘扬。

　　三、社会主义精神：“克服困难精神”

　　进行革命战争需要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搞建设何尝不需要克服困难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了革命精神，而且在建设时期还培育了社会主义建设精神，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46]邓小平总爱回顾历史。因为历史是人们过去的创造，凝结着前人的智慧，体现着前人的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就是“解放初期精神”和“六十年代克服困难的精神”，还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也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的锐利武器。

　　（一）解放初期精神：“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

　　解放初期，面对着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乱摊子，百废待举；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百业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这样一场伟大的建设运动，对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邓小平习惯地将其称为“50年代”。无论是“举废”还是“兴业”，都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也正是在改天换地的实践中，我们党精心培育了精神力量，邓小平将其称为“解放初期精神”。邓小平对解放初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及其精神特征，作过许多分析和论述，每每谈到，总是表现出一种赞美之情，而且他的这种态度从6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选取邓小平的三次著名“点赞”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点赞“我们的风气相当正”。“五十年代”，是邓小平经常自豪提起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的恢复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和社会风气，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解放初期，党和人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发扬了伟大精神，取得了恢复建设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对50年代的精神风貌给予很高评价：“我们的社会风气，应该说，1959年以前是很好的，外国人赞扬，我们也引以自豪。”邓小平举例说，那时儿童有礼貌，人们都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邓小平要求：“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47]

　　二是点赞“社会风气是健康的”。1979年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针对当时的不良社会风气，回忆起50年代状况：“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改革开放中，“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48]理想、爱国、献身、守纪成为青少年的精神特征，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受到国内人民的赞许，也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许，成为新中国的一种象征。不惟青少年的精神如此，而且广大党员和普通百姓也都表现出高尚的精神。

　　三是点赞“多好的老百姓啊！”。1989年，我们刚刚经历了“八九”严重政治风波，党和人民再一次面临着严重的政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年代，要求我们要发扬50年代传统：“50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并赞许地说：“多好的老百姓啊！”[49]邓小平反复要求我们，要通过全党努力，“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等。邓小平概括的这“三讲三爱”就是50年代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的真实写照，对老百姓的赞扬就是对人民精神面貌的礼赞。

　　（二）60年代初期精神：“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

　　困难时期往往会激发人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会锻造一种精神力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也由于党本身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历史把我们带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努力下，我们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影响，顶住了苏联还债的压力，纠正了自己的失误，历史出现了一段辉煌，人们的精神得到锤炼。这种精神，邓小平将其称为“六十年代克服困难的精神”，多次加以肯定和褒扬。

　　一是肯定全国人民“很守纪律，照顾大局”：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客人，当谈到改革开放需要良好的社会风尚保障时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50]“守纪律”和“顾大局”，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克服三年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法宝。

　　二是肯定我们党“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最困难的时候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只要坚持群众路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51]讲清楚道理，就是让群众懂得，困难是暂时的，个人利益的牺牲也是暂时的，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局部牺牲，党和政府正在努力克服困难。大家没有埋怨，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大局意识的高度肯定。

　　三是肯定人民的精神风貌，“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困难时期，最能反映人们的精神面貌，战胜困难，也离不开精神力量。邓小平1981年9月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说：“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人民有理想、有奔头，着眼于更远的目标，照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照顾左邻右舍。”他说，“六十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下放了职工两千多万，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我们物资非常贫乏，商品严重短缺，但人民精神面貌很好。那次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但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把欠苏联的债也还清了。回想历史，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邓小平说那时人民的“道德风尚很好”，“精神面貌很好”，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们有理想，能够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小家和大家的关系，能够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历史反复验证着一个道理：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精神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是肯定在困难条件下搞出“两弹一星”，要求“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邓小平曾经多次自豪地谈起中国的“两弹一星”，把它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作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52]写到这里，作者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起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谈起这段话时的情景，殷殷之情跃然脸上，谆谆叮嘱情随意出。邓小平为什么让大家“记住那个年代”呢？因为那是一个“用自己的力量搞出争气弹”的悲壮年代，是一个“当了裤子也要不再受制于人”的豪迈年代，是一个“隐姓埋名无私奋斗”的奉献年代。正因为有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共和国的历史才从此改写，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受人任意欺凌的年代才一去不复返！对于这样一个年代，我们要永远记忆在民族的意识里，镌刻在中华历史的丰碑上。

　　（三）大庆精神：“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展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为了共和国的大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脱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大庆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工业的奇迹，大庆被誉为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号召工业要学大庆。大庆人怀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理想和抱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也铸就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邓小平对大庆人和大庆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强调要提倡大庆人的“三老精神”。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53]1978年10月14日同韦国清谈话时再一次提到大庆的“三老精神”说：“我们还是要像大庆那样，提倡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三老精神”是与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相吻合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急需发扬实事求是精神，把大庆精神与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号召在全党弘扬大庆精神，邓小平这个时期一再强调大庆人的“三老精神”，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邓小平对大庆非常关心，曾经多次到大庆检查指导工作。1978年9月14日访朝归国途中，他又专门到大庆视察，听取全面汇报，称赞：“大庆贡献大”，并指示，“工人工资太低了，应该提高。”叮嘱大庆油田负责人：“要把大庆建设成美丽的油田。”离开大庆2天之后，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又一次提到要学大庆的实事求是精神，学它们的基本经验，从本地实际出发搞好现代化。

　　（四）大寨精神：“苦干精神、科学态度”

　　大寨曾经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提出农业要学大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长篇幅表彰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把大寨树立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典范。周恩来提倡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风格。邓小平主张，学大寨不是学他们的具体做法，而是要学它们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在访问朝鲜归国途中，邓小平在1978年9月16日听取王恩茂等汇报后指出：“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并说，“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 [54]他举例说，大寨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贸市场不能学；完全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等。他还指出：“现在，我们全国学习大寨就是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但单是大寨的经验也是不够的，主要学大寨的精神，学大寨的科学态度。既然学它的科学态度，就是要因地制宜。”[55]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大寨，不是要学大寨的具体做法，而是要学大寨精神和大寨的科学态度。学习大寨精神，就是发扬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精神，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学习大寨的科学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快把现代化搞上去。

　　四、中华民族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精神有许多论述，提倡要大力培育弘扬民族精神，这是我党鼓舞人民士气、激发军队斗志的宝贵历史经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贯穿红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力之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然也是中国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凝结起来、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邓小平关于中国精神的论述中，爱国主义是其重要内容。“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56]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爱国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还是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整顿工作，针对一些军工企业生产停顿、派性严重的现象，邓小平强调要用爱国主义这个精神武器来开展工作。1975年5月19日在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提社会主义，还要提爱国主义，你没有社会主义觉悟，至少要有点爱国主义。有些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了，还搞什么社会主义?”[57]该年10月间，根据整顿工作全面开展以来邓小平的多次讲话、指示精神而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开始流传，文中批判那些闹派性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在邓小平的大力整顿下，国民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迅速扭转，成为“文革”动荡中的一曲优美乐章。

　　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描写“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反动本质，揭示了人性的善良和可爱，起到了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但也一些作品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使人得出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的印象，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对爱国主义也展开了批判。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58]割裂社会主义与祖国的关系，割裂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结果势必要抽掉祖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切割掉国家建设的领导者，达到反社会主义和反党的目的，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不顾国格和人格的情况必须引起认真注意。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但必须注意交往中的不健康现象，必须同各种丧失国格、人格的丑恶现象作坚决斗争。邓小平对待这种现象的态度是：一是要引起注意：“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59]二是认为这种行为非常可耻：“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60]三是对此要严肃处理：“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61]邓小平高度关注这类事件，1982年5月6日特地将一群众来信批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来信建议对中国留学生、驻外人员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制订切实有效的办法，防止留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外国政府请求政治庇护事件的发生。

　　有理想的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搞社会主义离不开爱国主义，讲理想也必须以爱国主义作为重要内容。邓小平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62]邓小平认为有理想不是空的，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这就是爱国主义和振兴中华。1985年7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我们说要有理想，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条是爱国主义，就是要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有理想要有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63]把爱国主义与有理想紧密联系起来，使爱国主义插上了理想的翅膀，这样的爱国主义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使理想赋予了爱国主义内容，这样的理想才让人觉得可亲、可感、可爱。

　　（二）民族自信精神

　　一个民族的能不能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对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科学清醒的定位，特别是对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这个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历史任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能体现一个民族是否具有自醒精神。邓小平指出：“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是穷，一个是块头大。块头大，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特别是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们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增加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名不副实，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这点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能不承认。”[64]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洞开，人们出去一看，感到国外确实发达，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何时能够赶上这些国家？中国现代化有没有希望？因此，一些人崇洋媚外，认为资本主义什么都好；一些人感到失望，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邓小平是既承认我们落后，同时又有坚定的自信，坚信中国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道路。

　　一是我们有人才自信。我们虽然缺少人才，但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他说：“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65]他多次说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可以学好的。有了人才自信，就有了开创事业的信心，就会有推进事业的办法。在谈到引进国外技术问题时说：“在引进技术方面，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引进技术，自己制造。我们自信心不够，应当增强自信心。”[66]开放中我们要走捷径引进技术，但要增强自己的创造能力，要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创造新的技术。针对有人认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治理不了的论调，邓小平强调指出：“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够干得好的。”[67]中国人要有信心，过去香港的发展并不是英国人治理得好，而是香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今后脱离了殖民统治，中国人会把自己的香港治理得更好。

　　二是我们有道路自信。中国道路是共同富裕之路，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坚持改革开放之路。这条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走出来的，是我们必须走的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68]这就是说，走中国特色之路，完全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他说：“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搞好搞坏要看我们的本事，我相信会成功的。”[69]所谓必须走，是因为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就在探索走一条什么路的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生存和独立问题，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三是我们有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注重理论创新的政党，总是在革命和建设改革的重大关头，提出自己的理论，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在谈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时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70]理论创新就是要讲新话，就是要有理论自信。正是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新话集中起来，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深刻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四是我们有制度自信：邓小平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71]针对有些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横加指责，认为这不是民主制度，中国要搞民主必须走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论调，邓小平说，各国制度是根据各国实际制定的，中国的制度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够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办大事，加快我们的发展。中国制度是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是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要对我们这个制度有信心。

　　五是我们有力量自信：“八九”风波过后，西方七国决定制裁中国，邓小平表示：“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72]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要相信我们自己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不能低估自己。1990年3月3日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73]就是这一极，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决定了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谁也不能小瞧，制裁和孤立中国是办不到的。

　　（三）民族自尊精神

　　一个人没有自尊就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一个民族没有自尊就不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邓小平谈到要提倡精神文明时，突出强调民族自尊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74]民族自尊是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75]，邓小平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的这句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经典表述之核心内容。邓小平提出，树立民族自尊，必须坚决批判洋奴思想。他多次谈到改革开放中一些人的崇洋媚外和丧失国格人格的事情，主张必须同各种败坏民族气节的现象做坚决斗争。他说：“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76]“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77]因此，要对这些青年进行教育，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邓小平还多次以中国的月亮和外国的月亮作比喻，来阐释他的民族自尊观。1989年11月13日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说：“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78]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指出：“我这次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79]邓小平还把自尊和国格、人格联系起来，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1989年10月31日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指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80]，强调没有民族自尊心国家就立不起来，立不起来，就被人瞧不起，就没有发言权。

　　有了民族自尊，对自己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的热爱、传承和弘扬，对自己的历史和成就感到由衷高兴，这自然会产生民族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可以鼓舞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士气，可以推动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去冲锋、去奋斗。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接见嘉乐顿珠时指出：“各民族要好好团结，利用国内外大好形势，搞四个现代化。一个国家站起来了，国际上的看法就不同了。”[81]搞好民族团结，拧成一股力量，别人就会高看一眼。邓小平是一个天性比较谦虚谨慎的人，总是告诫全党要看到我们的落后，要埋头苦干，很少提及“自豪”二字。但在祖国取得的重大成就面前，在广大人民扬眉吐气的氛围下，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多次使用了“自豪”这个字眼。在庆祝建国35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回顾了35年前毛泽东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骄傲；畅谈了35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的辉煌；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全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的成就……，这就有了邓小平自豪的充分根据：“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82]在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战略构想的指引下，经过和英国人的斗争与谈判，中英两国终于正式签署条约，这就意味着这一构想由理论变成了实践，结束了中国人屈辱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谈到香港问题谈判成功时邓小平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83]是的，我们当然可以自豪，因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我们自豪，还因为这是一个良好开端，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一个象征，预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伟大希望。

　　（四）民族自立精神

　　邓小平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84]民族自立精神，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所以，“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85]1984年11月7日邓小平会见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托马·桑卡拉时指出：“要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独立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只要政策对头，而且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振兴经济就大有希望。一个民族既然站起来了，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86]他指出，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坚持一切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总会胜利。1989年9月4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87]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是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各种风险、经受各种考验的制胜法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承认中国还很落后，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邓小平反复向人们强调，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不是要让人失去信心，而是为了更好地奋发图强。他说：“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88]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没有外援，而是靠自己的努力。邓小平说：“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89]在经济建设上需要奋发图强，在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下，更需要自强。上个世纪“八九”政治风波中，西方有人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挥舞制裁大棒。邓小平明确表示，这会激起中国人的自强精神。他指出：“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90]他强调：“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91]他说：“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92]并表示，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

　　（五）热爱和平精神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天性。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所以，中华民族一向以热爱和平著称于世。所谓“中国威胁论”纯属是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歪曲，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误判。邓小平从几个方面阐释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精神。

　　一是“中国真正希望和平”。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白宫同卡特举行首次会谈时指出：“就中国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93]他还说：“中国强一点，不是坏事，中国强了，肯定不会去对付别人，就相应地增加了争取世界和平的一分力量。我们多次声明，中国真正希望和平，因为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94]邓小平还提出，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也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而且，对于诸如“一国两制”等重大方针和外交政策的考虑，也是“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95]二是“维护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一直在做维护和平的事。维护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96]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两个重要任务，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不会自动来到，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97]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是不是坚持和平道路。如果搞搞霸权，到处侵略扩张，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

　　五、开拓创新精神：“鼓励大家动脑筋，有开拓的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提倡鼓励创新，用创新精神来支撑现代化事业。邓小平曾经使用过“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98]邓小平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题词：“勇于创新，多作贡献”。[99]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100]开拓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

　　（一）开拓创新之“魂”：讲新话、走新路、创新制

　　邓小平的开拓创新精神之魂，体现在“新”字上，即讲新话、走新路、创新制。理论是指导，讲新话是前提，这就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实现的。其次要走新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是创新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是要讲新话。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新的问题，要回答这些新问题，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首先必须“讲新话”。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说：“搞四个现代化，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要使群众做好准备。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101]1980年8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102]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讲了一系列的新话，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轮廓，这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这新理论的指引下，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二是要走新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地位作用等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新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03]这条“新路”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核心是“搞建设”。这是一条“新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04]这条“新道路”的内涵是“改革开放”，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第一，“我们不能再走老路”。[105]这个老路，就是邓小平说的回头路。他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106]要走“宽路”不能走“窄路”，否则就要吃苦头；更不能走“回头路”，那样我们就要回到落后贫困状态。走“回头路”人民也不答应，谁走“回头路”谁就会垮台。第二，决不能走“邪路”。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07]“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08]邪路是脱离正确方向的路，走“邪路”，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第三，要开拓新路。1991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109]只有开拓新路，才能走向广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三是要创新制。无论是说新话还是走新路，都必须有制度作保障。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要完善这个制度。他指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10]“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111]制定新制度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在创新制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首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要长期坚持这个制度的要求：“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还联系香港回归后的治理问题说：“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112]邓小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立了不少章程，他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13]正是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我们既坚持了全面改革开放不松劲，又保证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二）开拓创新之“胆”：有胆量、有胆识、有胆略

　　关于改革创新之“胆”，邓小平曾经使用过三个程度副词：“大胆”、“很大胆”和“更大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提出改革要“大胆”。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114]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二是评价体制改革“很大胆”。1985年7月2日会见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指出：“扩大到城市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随着国防、教育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试验。”[115]三是鼓励加快改革要“更大胆”。1988年6月7日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梅斯内尔时指出：“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116] “八九”政治风波过后，他叮嘱中央领导同志，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17]从“大胆”到“很大胆”，再到“更大胆”，说明邓小平对改革创新之胆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还使用过三个词：有胆量、有胆识，有胆略。一是要有胆量。邓小平说：“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118]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必须有胆量才能走开改革开放的新路。二是要有胆识和胆略。邓小平的战略胆识，表现在他处理重要国家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时的坚定和灵活，表现在处理国内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决策时的果敢和坚毅。邓小平在思考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强调“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119]邓小平的胆识，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布热津斯基的日记这样写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邓小平在谈到实行“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问题时说，“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120]正因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能制定“一国两制”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这个胆略确实是够大的，这一点连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佩服。

　　（三）开拓创新之“气”：有志气、鼓士气、有勇气

　　创新之气，是一种精神状态，决定着创新之力。气存则力在，气亡则力消；气微则力小，气盛则力大。没有气，就不会有干劲。邓小平强调，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股气”，要有“气势”，要有“气魄”。

　　一是要有志气。志气，就是兵法中所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中的“志”，表达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搞建设离不开向西方学习，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等，但同时要有志气，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视察鞍钢时指出：“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121]这个雄心壮志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面对西方世界的制裁和压力，仍然需要志气。邓小平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122]正是因为我们有志气，我们才不怕孤立、封锁和制裁；正是有因为我们有志气，才在世界上站得住；正是因为我们有志气，才塑造了中国的高大形象。

　　二是要鼓士气。士气，就是战士的本性，是勇士之气，是猛士之气。“铁多气少”，这是毛泽东对美国军队士气的评价，美国钢铁再多，但它的士兵没有士气，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其结果一定是必然失败！要通过训练提高士气。邓小平说，“要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提高士气。”针对有人提出的“技术决定”论，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完全迷信这个”。“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123]人的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广大官兵的士气是重要的。要通过演习鼓舞士气。1981年3月10日听取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汇报时，邓小平想得最多的，是通过演习来鼓舞士气。他指出：“搞这么一次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124]在这一段不太长的话中，邓小平连续用了“打打气”、“鼓励作用”和“把气鼓一下”这样几个词语，可见邓小平对鼓舞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通过阅兵式鼓舞人民。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时指出：“举行庆祝仪式有点作用，就是教育人民，是一种鼓舞的作用。可以说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五年来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政策的一种检阅，对人民解放军的检阅也是一部分，开拓新的局面，鼓舞士气。”[125]现在我们也强调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实际上，军人士气就是“军队的样子”的重要方面。

　　三是要有勇气。勇气，是勇猛之气，是勇敢之气。邓小平讲勇气，主要就是针对全面改革的艰巨性而言的。1983年5月5日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客人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和大胆的改革行动表示称赞时，邓小平说：“是需要一点勇气。”[126]他还告诉客人，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不能粗心大意。1984年10月2日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时说：我们将要进行的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因此，“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127]此后的一个时期内，邓小平多次谈到，搞改革就是一种探索，探索需要勇气；对于城市改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相信是会成功；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我们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等等。在谈到用“一国两制”来实现祖国统一问题时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128]明确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有勇气的底气。

　　（四）开拓创新之“机”：抢时间、不争论、抓机遇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什么是机遇？机遇就是有利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态势和内外条件。抓机遇就是要抓住这一客观态势和内外有利条件，因势利导，选择正确道路、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抢时间。抢时间，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使用较多的一个词汇。面对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面对现代化的紧迫任务，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抢时间”的重大战略任务。一个“抢”字，道出了邓小平的急迫心情，也表达了一种精神追求。1977年8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牛满江时说：“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的人民、干部、党员是有觉悟的。尽管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我们在科学发展上损失了一些时间，但只要方向对头，努力赶超，损失的时间可以抢回来。”[129]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耽误的时间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后，邓小平思考的最多的是争取抓紧时间大干快上，把我们自己发展起来。1982年10月14日同宋平谈发展规划问题时指出：“二十年时间分为前十年、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准备，有个时间问题，要抢时间，不能不认真对待。”[130]抢时间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要从规划上做好准备。1983年12月22日在听取姚依林等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从前三年的情况看很有希望。这几年要争取时间，把企业改造好，整顿好。”[131]建成小康社会，不抓紧时间干，目标是实现不了的。邓小平把争取时间看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要“放在首位”，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二是不争论。改革从来不会风平浪静，但如何对待改革则需要政治智慧。邓小平自己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32]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观点，但被他自己冠以“发明权”的并不多，可见，“不争论”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既是改革的方略，也是领导艺术。从现有材料来看，邓小平主持中国改革15年，三讲“不争论”。一讲不争论，要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早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同当时处在改革风口浪尖、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谈话时，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当万里谈到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时，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133]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不争论”，给了万里一个主心骨，使得改革探索得以顺利推进。二讲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34]在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中，邓小平主张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经过实践，许多人就慢慢就跟上来了。三讲不争论，发展经济能快则快。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南京同江苏省委领导说：“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135]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在谈到不争论的发明权时，先说是他的“一个发明”，后又强调说是“一大发明”。一字之变，意义不凡。

　　三是抓机遇。抓机遇是邓小平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他抢时间、不争论思想的一个深化。机遇固然有时间的含义，但不仅指时间，还有时空中所能容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同港台和华侨名人谈抓机遇，强调不要丧失这个中华民族的机遇。1990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是很有希望的。九十年代这十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机会。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136]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指出：“不要看现在有人孤立我们，日子难过一点，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137]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谈抓机遇，强调决策要及时。1990年3月3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138]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同地方党政领导人谈抓机遇，强调要加快发展自己。1992年2月20日同江苏省领导同志谈话时说：“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139]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140]需要提出的是，自南方谈话后，在公开的不算多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至少五谈机遇：1992年12月17日在浙江视察时指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141]一年过后仍然在浙江说：“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142]1993年2月8日在上海视察时说：“从现在开始到二0一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143]一年过后的1993年2月19日仍然在上海说：“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144]同一天在南京作短暂停留时指出：“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145]他嘱咐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机遇，要发奋图强，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

　　（五）开拓创新之“劲”：敢于冒、勇于闯、扎实干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46]搞现代化不仅要有胆、有气，还必须要有一股劲，开拓创新精神必须通过开拓创新之劲表现出来。

　　一是要有敢于冒风险的劲。干什么事都要有一定的付出，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甚至会有失败。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征程中会冒很大风险。1988年6月3日邓小平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与会者时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147]关于冒风险，邓小平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要准备应对改革中的风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148]要应对开放中的风险：“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149]要应对发展中的风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宏伟的发展规划是有风险的，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确定了一条方针，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的就贯彻下去，不妥当的就改。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150]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锻炼，我们已经积累了抗风险的能力：“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151]应对风险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要通过深化改革去创造条件，要有坚定的信心去克服困难。

　　二是要有勇于闯关隘的劲。过关，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大考验，闯关是改革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邓小平谈过关和闯关，最大的关是改革开放的关。1985年7月15日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时指出：“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过。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152]1986年12月12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153]具体地还要过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关。1985年7月11日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154]1988年5月19日会见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谈到物价改革时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他再次用中国古代“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作比喻，说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他说：“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155]他还说，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马利亚姆时指出：“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我们正在闯这个关，我们有信心闯过这一关。”[156]在邓小平心目中，闯关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为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是要有扎实干事业的劲。实干精神，是改革创新精神的落脚点。邓小平是一个最讲实际、最重实干的人。他说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还讲过，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早在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指出：“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就要想办法，制定好的政策，要扎扎实实地干。[157]此后的一个时期，邓小平反复提倡扎扎实实干。如，他提出：“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158]“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159]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考，集中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60]他还说过：“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161]1987年11月16日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62]真干，实干，才是唯一出路。

　　结语：让中国精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支柱

　　中国精神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精神建设成果最后要体现到人的身上。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公民”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人”。新人，是新社会的主人，培养新人，是建设新社会的必然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的新人观，他使用了四个提法：“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163]、“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164]“社会主义新人”[165]和“共产主义新人”[166]。邓小平把新人建设看得很重，对新人的要求很高。他说：“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167]一提到“政治”，就是最高要求，就是根本工作，就是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

　　社会主义新人，就要有新人的精神风貌，对不同的人群，都要有不同的精神方面的要求。邓小平注重对社会群体的精神特质研究，注重对某一群体的精神进行归纳提炼。如，70年代末期阐释了“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的科技人员“忘我精神”；[168]倡导了“扎扎实实、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以身作则”的领导干部精神；[169]赞扬了“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青少年“革命风尚”；[170]提炼了“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工人阶级“光荣传统”；[171]提出了“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精神；[172]提炼了“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一代新人精神；[173]80年代初赞扬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军人精神；[174]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体人民精神等。[175]邓小平的相关论述要求，既是这类群体成员的一种精神遵循，也成为我们判断他们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的基本标准。

　　中国精神，是指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精神，也是我们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精神，也体现了人类追求进步和克服困难的奋斗精神，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历数了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五种革命精神”后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体党员、全体人民和全体青少年，都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身体力行中国精神，把它作为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撑起共和国的坚强大厦，让中国精神永放光芒。同时，还要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精神，成为世界人民的向往，为世界人民所羡慕。邓小平对中国精神的肯定和褒扬，让我们对中国精神充满了自信，也充满了自豪。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心培育和大力发扬了中国精神，取得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性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两个百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同样必须进一步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正像中国道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模式、为世界的进步提供了一种选择一样，中国精神也将在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中，发挥它应有的导向作用！

　　注释：

　　[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2]《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3]《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4]《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144页。

　　[5]《会见芬兰总理卡莱维•索尔萨时的谈话》（1986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39页。

　　[6]《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7]《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8]《会见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的谈话》（1981年1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05页。

　　[9]《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2页。

　　[10]《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11]《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93页。

　　[12]《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0页。

　　[13]《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5页。

　　[14]《同江泽民等的谈话》（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2页。

　　[15]《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16]《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17]《为朱伯儒题词》（1983年5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07页。

　　[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

　　[19]《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6页。

　　[20]《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

　　[21]《为解放军白求恩和平医院建院五十周年题词》（1979年6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31页。

　　[22]《听取军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汇报时的讲话》（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28页。

　　[23]《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368页。

　　[2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25]《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年1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页。

　　[26]《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27]《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1—82页。

　　[28]《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一书题词》（1979年9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60页。

　　[29]《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4页。

　　[30]《同胡耀邦等的谈话》（1980年1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99页。

　　[3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

　　[32]《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33]《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7—1248页。

　　[34]《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35]《同话剧〈万水千山〉创作人员的谈话》（1975年9月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99页。

　　[36]《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的谈话》（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01页。

　　[37]《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60页。

　　[38]《同胡乔木等的谈话》（1977年8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70页。

　　[39]《同彭冲等的谈话》（1979年7月2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37页。

　　[40]《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的谈话》（1980年4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18页。

　　[41]《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69页。

　　[42]《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0页。

　　[43]《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雅奈科维奇时的谈话》（1981年11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4页。

　　[44]《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的谈话》（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85-786页。

　　[45]《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等时的谈话》（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38页。

　　[46]《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9页。

　　[47]《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88页。

　　[48]《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49]《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8页。

　　[50]《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3页。

　　[51]《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8页。

　　[5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53]《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5页。

　　[54]《听取王恩茂等汇报时的谈话》（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78页。

　　[55]《会见颂汶为团长的泰国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93页。

　　[56]《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57]《在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6-47页。

　　[58]《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2页

　　[59]《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6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338页

　　[61]《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62]《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9页

　　[63]《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的谈话》（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1页。

　　[64]《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报告》（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32页。

　　[65]《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73页。

　　[66]《听取胡耀邦等汇报“六五”计划时的谈话》（1980年7月17日—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57页。

　　[67]《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的谈话》（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4页。

　　[68]《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91页。

　　[69]《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的谈话》（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5页。

　　[70]《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08页。

　　[71]《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的谈话》（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38页。

　　[72]《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6页。

　　[73]《同江泽民等的谈话》（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0页。

　　[74]《同江泽民等的谈话》（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0页。

　　[7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7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7页。

　　[77]《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338页。

　　[78]《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9页。

　　[79]《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的讲话》（1990年7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8页。

　　[80]《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的谈话》（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4页。

　　[81]《接见嘉乐顿珠时的谈话》（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2页。

　　[8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页。

　　[83]《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5页。

　　[84]《〈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序言》（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14页。

　　[8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86]《会见布基纳法索全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桑卡拉时的谈话》（1984年11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14页。

　　[87]《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8页。

　　[88]《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0-91页。

　　[89]《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1982年5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6页。

　　[90]《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

　　[91]《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9页。

　　[92]《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时的谈话》（1990年6月3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7页。

　　[93]《在白宫同卡特举行首次会谈时的谈话》（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76页。

　　[94]《接见中美国两国科技代表团时的谈话》（1980年1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96页。

　　[95]《会见奥地利总统鲁道夫·基希施莱格时的谈话》（1985年9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77页。

　　[96]《会见冰岛总理斯坦格里米尔·赫尔曼松时的谈话》（1986年10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9页。

　　[97]《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的谈话》（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92-1293页。

　　[98]《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144页。

　　[99]《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题词》（1984年8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2页。

　　[100]《为宝钢题词》（1984年2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61页。

　　[101]《同胡耀邦等的谈话》（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00页。

　　[102]《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8页。

　　[103]《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时的谈话》（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50页。

　　[104]《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代表时的谈话》（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5页。

　　[105]《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1页。

　　[106]《会见外籍专家时的谈话》（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14页。

　　[107]《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的即席讲话》（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2页。

　　[108]《会见陈鼓应时的谈话》（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47页。

　　[109]《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6页。

　　[11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7页。

　　[111]《同胡乔木等的谈话》（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10页。

　　[112]《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8页。

　　[113]《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

　　[114]《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146页。

　　[115]《会见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的谈话》（1985年7月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7页。

　　[116]《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1988年6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8页。

　　[117]《同江泽民等的谈话》（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82页。

　　[118]《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119]《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

　　[120]《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8页。

　　[121]《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9页。

　　[122]《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9页。

　　[123]《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7页。

　　[124]《听取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汇报时的谈话》（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19-720页。

　　[125]《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时的谈话》（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6页。

　　[126]《会见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时的谈话》（1983年5月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07页。

　　[127]《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时的谈话》（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96页。

　　[128]《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页。

　　[129]《会见美籍华人牛满江时的谈话》（1977年8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83页。

　　[130]《同宋平谈发展规划问题时的谈话》（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860页。

　　[131]《在听取姚依林等汇报经济情况时的谈话》（1983年12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50页。

　　[13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133]《同万里的谈话》（1979年6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134]《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135]《同陈焕友等的谈话》（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9页。

　　[136]《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的谈话》（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3页。

　　[137]《会见包玉刚时的谈话》（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16页。

　　[138]《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355页。

　　[139]《同沈达人等的谈话》（1992年2月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1页。

　　[140]《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141]《视察浙江时的谈话》（1992年12月1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6页。

　　[142]《视察浙江时的谈话》（1993年1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8页。

　　[143]《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3年2月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59页。

　　[144]《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8页。

　　[145]《同陈焕友等的谈话》（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69页。

　　[146]《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一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147]《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与会者的谈话》（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6页。

　　[148]《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6页。

　　[149]《会见新西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戴维·朗伊时的谈话》（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10页。

　　[150]《会见加纳国家元首杰里·约翰·罗林斯时的谈话》（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81页。1

　　[151]《同江泽民等的谈话》（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3页。

　　[152]《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时的谈话》（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60页。

　　[153]《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的谈话》（1986年12月1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57页。

　　[154]《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经济情况时的谈话》（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59页。

　　[155]《理顺物价，加速改革》（1988年5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页。

　　[156]《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马利亚姆时的谈话》（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38页。

　　[157]《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8页。

　　[158]《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时的谈话》（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11页。

　　[159]《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77页。

　　[160]《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0页。

　　[16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1页。

　　[162]《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1987年11月16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218页。

　　[163]《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5页。

　　[164]《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7页。

　　[165]《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9页。

　　[166]《为张海迪题词》（1983年5月4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907页。

　　[167]《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6页。

　　[168]《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4页。

　　[169]《同韦国清等的谈话》（1978年3月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284页。

　　[170]《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6页。

　　[171]《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8页。

　　[172]《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2页。

　　[173]《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0页。

　　[174]《听取军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汇报时的讲话》（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728页。

　　[175]《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