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属我”不可忽略

　　许多人一讲起解决海洋争端，就脱口而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甚至将其归结为八字方针，这是一大认识误区。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关于南海、东海的多次讲话，都明确讲到主权问题，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最有发言权”，因而其完整的思想是“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忽略了“主权属我”这一基本前提，将这一战略思想仅仅理解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偏离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战略思想的本质。

　　当前，处理海洋争端仍然必须坚持“主权属我”这一根本立场，重点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海洋立法。我国虽在1996年宣布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但考虑到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尚未宣布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争议海域的领海基线。有些国家恰恰是以无法识别领海基线为借口，肆意侵犯我领海领空，掠夺我海洋资源。为此，我国应进一步公布领海基线，以明确管辖海域的范围，便于海上执法。同时，要尽快明确“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为南海维权提供法律支撑。

　　二是加强海上执法。由于我国一贯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及和平解决海上权益争端的方针，军队尽可能避免与周围国家在解决海上权益争端中直接接触，因此海上执法力量必须担负起和平时期在一线维护海洋权益的职能。东海、南海维权形势的日益严峻，对海上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将海监、渔政、海事、海关和边防海警等部门整合成一支对外统一的海上维权队伍，逐步实现统一、多功能、准军事化，并以国家不断完善的相关海洋法律为依据，提高海上执法力度，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三是充分宣传“主权属我”。要充分利用国内外媒体，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宣传钓鱼岛、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法理依据，使国内民众形成“主权属我”的共识，积极营造国际舆论对我有利的态势。针对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曲解和违反国际法，援引发现和占领、时效等作为主要的所谓法理依据的行径，必须在国际政治、外交中各种合适的场合，对其法律借口进行反驳，澄清历史和法理事实。

　  力争和平解决但不排除武力方式

　　长期以来存在的另一个认识误区，即是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战略思想误读为只有和平解决方式之一种，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钓鱼岛、南沙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其内涵是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但没有、也决不会放弃武力自卫的正当权利。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旦和平方式无法实现，或者侵犯我海洋权益的国家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武力自卫将是我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然选择。

　　在当前局势日趋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同时，有武力自卫的充分准备，慎战而不惧战。一是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1974年邓小平同叶剑英一起指挥的西沙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是在我国海军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小艇打大舰”的灵活战术而取得的，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1988年2月29日，邓小平批准同意了刘华清等呈报的关于南沙斗争的建议，从决策上保证了赤瓜礁保卫战的胜利。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都始终面临着美军的威慑和可能介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军敢打必胜信心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因此，必须着眼应对岛礁被占之害，强敌介入之危，引导我军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我军捍卫海洋权益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二是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敢战方能言和，备战才能免战。要加强快速反应力量建设，重点建设远程航空兵和两栖突击群，以提高应对危机的时效性；加强海军建设，重点建造航母、新型核潜艇，以提高远海防卫作战能力；加强二炮部队在东海、南海战略方向的部署，以提高威慑能力；加强战场体系建设，以提高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三是做好使用武力的舆论和法律准备。未来可能进行的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战，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战，这一正义之举必将唤起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但也必须看到，海洋武力自卫反击作战国际影响大，牵扯因素多。因此，必须加强武力使用的舆论、法律准备，论证和宣传我方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正义性，揭露和攻击敌对一方使用武力的非法性、非正义性，力争使我方“得道多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