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二十条》的修改过程中,胡乔木讲过不少意见。主要是:
(1)强调《工业二十条》要像《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那样,讲清楚毛主席的工业路线。在工业建设中,毛主席过去早已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下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离开了毛主席的工业路线而产生的。要把毛主席有关语录排列成章,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方面站住了,就可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
(2)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原来的稿子只是一些方针政策的规定,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吸引力。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同外国比,我们落后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各条的写法,先要讲正面道理,然后再讲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讲问题如何解决,也不难解决。要讲恢复过去传统的一贯的做法,达到过去最高水平,说明应该做到,也不难做到。现存问题的严重性要摆出来,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顿不可,当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现代化是“红线”。整个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
(3)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最前面讲,说明这不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要针对我们企业中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清楚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强调建立工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关于按劳分配、劳动竞赛等问题,要引毛主席语录来说明一定要实行,现在不敢理直气壮讲这些问题不好;学大庆要像学大寨那样,有几条具体标准,说明怎样才是大庆式的企业;等等。
二、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这次谈话议论的一个热点。邓小平为许多科技部门专门人才后继无人而忧虑,为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忧虑。从谈话可见,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当时,整顿科技,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是他注视的重点。按照邓小平的部署,胡耀邦从7月18日到中科院视事以后,即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写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况的调查研究,胡乔木会前向邓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会上谈了华罗庚和李四光的情况。
8月8日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说,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人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
三、邓小平对“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很成问题”。
涉及的具体问题除压制影片《海霞》以外,还有《人民文学》复刊和所谓“反行帮”。
关于《人民文学》复刊。早在1972年春,原《人民文学》负责人已按周恩来关怀下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但“四人帮”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班子被迫解散,复刊计划被打入冷宫。1975年7月,在毛泽东连续几次对文艺问题谈话、批示的情势下,《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这时,“四人帮”又忽然热心起来,企图将这块阵地抓到自己手里。1975年8月25日,张春桥亲自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谋划,很快就配备好了他们的骨干。9月8日,张春桥在文化部给中央政治局的复刊报告上首先批了“拟原则同意”。邓小平赞成《人民文学》复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办。他在8月8日这次谈话时说,“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就已表示了不让《人民大学》落入“四人帮”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这份复刊报告上,他针锋相对写了以下批语:“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帮”攫取对《人民文学》领导权的图谋一时不能得逞。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对此进行反攻倒算,在“两校”大批判组写的一篇文章中诽谤邓小平“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关于“反行帮”。1975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系统批判所谓“行帮”,以此排斥异己,镇压群众,巩固他们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统治。他们的阴谋遭到群众抵制。毛泽东7月谈话和批示后,对所谓“反行帮”已经是群情鼎沸了。就在这次谈话的这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贴出的大字报中,有一段话抨击了所谓“反行帮”。他写道:“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反行帮”中受批判打击的都是在创作中尽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第九次 1975年8月21日[12]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吃饭时谈了以下问题。
8月15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8月13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胡乔木问邓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在这次谈话之前,邓力群把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写的一张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张大字报已送给主席看了。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到政研室调干部的问题,说: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邓小平说:是啊,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
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的信(8月13日),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问北大、清华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地方管?邓小平说:北京市委。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当初毛主席抓六厂二校,情况是正常的,现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谁在管。清华、北大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对全国是要发生影响的。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才能解决。
在下午谈话前,当天上午,胡乔木把萧劲光给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7月上海报刊上发表的两篇反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文章转给了邓小平。
说 明
这次谈话涉及四件事。
一、关于评《水浒》。
毛泽东8月14日审定关于《水浒》评论文本的当天,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批示“同意”。胡乔木看到8月15日印发的中央文件后,从“四人帮”利用历史、小说、电影等搞阴谋的一贯伎俩,怀疑其中包藏祸心。所以在这次谈话中问邓小平,毛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毛泽东这次对《水浒》进行评论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泽东于1974年7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批评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告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后,即离开北京到外地,于1975年4月中旬才返回北京。这时,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近乎失明,已长期不能看东西了。为毛泽东读书的北大古典文学教员芦荻,先前曾听到传闻:毛泽东讲过《水浒》是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8月13日即向毛泽东请教此事。毛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按:应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他还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他还指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毛泽东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评论由芦荻记录整理,毛泽东于8月14日审定。
从上述过程可见,毛泽东的评论,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确如邓小平在8月21日谈话中所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韬晦一时的“四人帮”借评《水浒》又活跃起来,他们肆意歪曲毛泽东的评论,猖狂地制造反周反邓的舆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开会就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9月12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前和17日会议期间,江青又在大寨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围绕《水浒》评论,开始了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这次谈话后不久,胡乔木提出政研室要写评《水浒》的文章,要“从与众不同的角度评论《水浒》”。9月上旬,胡乔木同政研室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议论了文章的构思,确定了写作班子成员,指定由吴冷西负责。胡乔木说,要研究《水浒》的各种版本,研究宋史中关于梁山的史实;要着重写农民战争的规律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对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皇权主义要作出分析,还要参照外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胡乔木企图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论证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意义。同时,他要北京图书馆选编马恩列斯论农民战争的语录和解放以来关于评价《水浒》的观点摘录等资料。
二、关于李春光的大字报。
李春光当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师。在8月2日和4日该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会上,他先后三次发言。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文。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针针见血,击中“四人帮”的要害。如批评扼杀《创业》的“十条”说:“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全团结的。”“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文化部几个头头不听周总理的指示,作者愤然写道:“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大字报对文化部在干部政策、理论研究、压制创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摆出具体事实,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大字报还直指江青的样板团“搞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见,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责问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群众争相传告,“四人帮”则竭力封锁,不准传抄。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负责人邓力群有一个侄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星期天到他家来,向他讲了这张大字报。邓力群认为这是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即让侄子去抄来。邓的侄子到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煤堆遮盖起来了(这也是“封锁”之一法)。他就找到了李春光家,征得同意,要来底稿,抄后送给邓力群。邓力群看了大字报,感到虽不免有用语尖刻、提法欠妥之处,但总的说来写得很有气势,击中要害,应该向上面反映。邓力群写了二、三百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从这次谈话可知,邓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了。毛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四十三期(1977年3月7日),第6页;第四十七期(1977年6月28日),第7页。)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于会泳竟造谣说“邓小平已将李春光的大字报作为十二月份搞政变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将李春光隔离审查,并准备在1976年10月开大会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在1976年11月17日首都文艺界万人批判“四人帮”大会上宣读了这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激起到会群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干部问题。
重视中年干部的作用,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年干部”,这是邓小平在干部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次谈话之前,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就讲过:“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26页)这次谈话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科学院工作汇报时,他说:“四十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在9月底听取胡乔木、吴冷西汇报政研室调干部的一些考虑时,邓小平又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顶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在九、十月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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