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9]

　　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志，顺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编辑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谈了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

　　说　明

　　“顶用”是邓小平选拔干部的一条主要标准。在这次谈话之后十天，８月３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２５页)“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同上，第２６页)

　　第七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10]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二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在读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７月２５日对张天民给邓小平信所作的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他当场就向政研室的负责人宣读了一遍。读后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说文化部的十条意见绝大多数站不住。胡乔木还批评拿“三突出”原则作为一切创作的标准，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化部长期不提百花齐放，评论文章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只说三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

　　胡乔木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邓力群刚在前一天(7月25日)将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胡乔木请邓小平转送。他简要介绍情况后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

　　邓力群又讲了一下关于“三突出”的问题，说：一些报刊文艺评论文章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邓小平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说　明

　　在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即《创业》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前四天，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又一次谈话，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状况不满，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所以，《创业》作者７月１８日的信，写得正是时候。

　　毛泽东在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中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所以，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这篇批示，在文艺界传播得特别迅速。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对文化部头头们也有公开揭发、批判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则既怕又恨。江青后来叫嚷，张天民告了她的“刁状”，毛泽东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创业》作出批示之后，在人们心目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为简捷而灵验的方式。政研室负责人在转送《创业》作者的信以后，又陆续经邓小平向毛泽东送了若干材料。主要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７月２５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影片通过发行。毛泽东７月２９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贴出的学习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尖锐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你，指邓小平。)

　　萧劲光(海军司令员)８月２０日写给邓小平的信，揭发上海报刊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八路军的“样子”》攻击军委扩大会议。

　　中华当局干部周妙中９月３日给邓小平的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化石》杂志编辑张锋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９月６日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９月２７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纪念冼星海逝世３０周年、聂耳逝世４０周年音乐会。毛泽东１０月３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１０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交李德伦给邓颖超的信，邀请她听音乐会。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１９７５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相当广泛的名单。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于１０月１３日又将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学部《政工简报》第３１期送给邓小平，请他考虑要不要转送主席。邓小平于１０月１５日送毛泽东。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姚雪垠１０月１９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１０月２３日胡乔木转呈毛主席。毛泽东１１月２日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周海婴１０月２８日给毛主席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１１月１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在７月２６日读毛著选篇的中途得到了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很自然地联系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并谈论到另一部受压制的电影《海霞》，因为就在７月２５日，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也给毛泽东写了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送邓小平转交。　

　　关于电影《海霞》的争论，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７３年元旦，周恩来在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提出希望三年之内把故事片这个空白填上。１９７５年初，故事片《海霞》摄制完成。周恩来于春节期间调看此片，予以肯定，并建议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江青一伙拒绝执行，还说此片“基调很坏”。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旨意，于１９７５年６月下旬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样片。还以文化部名义三次致函北影全体职工，说《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发动批判。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继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批评文艺工作之后，７月１４日又就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发表谈话。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很快在文艺界传开。大约在７月２２日或２３日晚上，《海霞》编剧谢铁骊和８３４１部队驻北影厂的军代表惠宏安一起到邓力群家中，向他反映江青一伙压制电影界和关于《海霞》争论的情况。谢铁骊说，现在文化部决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边放映，一边进行批判；并且把几次的的底片封存起来，不让原摄制组人员参加。谢很着急，想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申诉，要求邓力群帮助他转送这封信。邓认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转信，但要他认真考虑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们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是否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的指示。建议他重读一下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有关论述。其次，认真考虑信中写的事实是否站得住。邓说：如果这两条都站得住，我可以转，否则我不能转。毛主席对《创业》批示后两三天，谢就把信送到邓处。信开着口，署名的还有钱江。谢说他重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认为是站得住的。后来，邓力群即把这封信交给了胡乔木。７月２６日谈话中邓力群认为，有了《创业》批示，《海霞》争论也就解决了。但邓小平还是将胡乔木转交的这封信立即转送毛泽东。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７月３０日晚，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海霞》，谢铁骊、钱江参加。审看后政治局讨论决定，电影《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

　　对于政研室转呈谢铁骊、钱江给毛主席的信,“四人帮”恨之入骨.江青攻击说:“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记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

　　第八次　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11]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三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８月初，胡乔木要计委搞一个关于企业党委的材料。计委同志找北京几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开了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材料。胡乔木说，看后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说，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在谈话中，因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谈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就说：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胡乔木接着讲起华罗庚在哈尔滨几乎病死，科学院陪去的同志不负责。说华罗庚死了还不知谁来后继。还说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就很难。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送我看的科学院和冶金部关于调查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已看过了，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了。

　　关于《海霞》，邓小平说，《海霞》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他还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胡乔木说，文化部搞反“行帮”。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

　　在这次谈话之前，胡乔木曾把《文汇报》发表的三篇借古讽今的批儒文章(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８日《儒家路线上台的历史结局——谈肖望之的宦海沉浮》和７月１２日《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不得安宁》)的剪报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此事时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

　　说　明

　　这次谈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一、邓小平谈了企业领导体制与企业管理问题。

　　１９７５年６月，邓小平提议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九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９日)，第4页)务虚会从６月１６日开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余秋里等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揭露了“文革”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了准备。务虚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７月起，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下由计委负责起草（房维中执笔），７月２５日拿出了初稿。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调查研究企业党委的情况，邓小平谈论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也是针对着整个工业整顿和为着起草这个文件的。

　　在领导体制方面，邓小平明显地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主张，当时没有写进条例中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试点，才正式恢复，八十年代又进行了改革。在企业管理机制方面，邓小平主张建立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发挥它们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党委。这个指示，后来写进了９月２日《工业二十条》的稿子中，文为：“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

　　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８月１７日稿，共十四条）进行讨论。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重要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此后，政研室即参加这个文件的修改(在胡乔木指导下，于光远、邓力群自始至终参加，吴冷西从１０月下半月起参加)。首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几条：以农业为基础；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质量第一；按劳分配；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进口先进技术；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条增为二十条，于８月２２日写成。８月３１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讨论。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没有提起纲来，前几条要重写。要找一些企业座谈讨论。９月２日改出一稿（为十八条），３日送李先念、纪登奎、谷牧。他们认为这个稿子过于尖锐，还得改，不能拿出去。９月４日至１２日在北京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个企业负责人座谈，仍用８月２２日的稿子。１０月８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条）。１０月９日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10月中旬，胡乔木又先后同纪登奎、谷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内多次讨论。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国家计委进行讨论。修改稿于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条，拟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但在10月29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张春桥不同意，认为文件太长，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语录，故没有通过。胡乔木等对文件又作了一次修改，仍为二十条，标题稍有调整，篇幅压缩了一半以上，成１１月３日修改稿。这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发动，终于未付讨论。后来“四人帮”放在小册子里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９月２日的那一稿的一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