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5]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未出席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２８４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邓小平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７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

　　邓小平还说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７月８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　明

　　７月９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７月１０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７月４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７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四方面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７月１１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１０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１９６９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毛主席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后来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到１９７５年６月，有１８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１９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了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主席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７月２３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6]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４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7]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八、九、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６９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

　　这次谈话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见。他从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阐明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整顿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手抓了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一手抓了科学技术。在领导力量安排上，他要胡乔木“分管学部”，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于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就职，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后来“四人帮”将这一配备谑称之为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8]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作了批示。并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邓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各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些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表示同意。

　　说　明

　　７月９日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稿《论十大关系》以后，胡乔木于７月１２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７月１３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审阅后，当天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７月２２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发表。

　　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很满意。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出。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在６月２９日第三次谈话之后，他就要中组部提出学部负责人人选，并要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原代管学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７月９日读毛泽东文稿时，胡乔木即告邓小平，已经向中组部提出，学部由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经国务院系统通知。７月１１日，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学部工作，确定胡绳联系学部。会后向邓小平写了简要报告。邓批请李(先念)办。７月１７日，胡乔木即召集这三位学部新领导开会。由教育部李琦介绍情况，胡乔木谈了工作方针与三人分工，要他们开始工作，对他们说：“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会上还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所以，７月８日谈话一开始，胡乔木即将学部组织已经落实，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电影《创业》的情况和看法，主要依据是贺捷生(贺龙之女)给他送的一份材料。贺捷生当时常去胡乔木家。她得知７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的现象深为不满，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了解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了解文艺工作中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遂邀约几位作家、诗人商量怎样反映情况。他们认为江青等人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予以扼杀最为典型，能够击中要害，成为打破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于是整理一份材料，将《创业》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详尽写出，送交乔木。乔木在这次谈话时把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向邓小平谈了，得到邓小平的认同。

　　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在这次向邓小平汇报之前几天，胡乔木已对贺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创业》编剧张天民上书；在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他说，李季同志从延安时候起就有声名，那时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现在又因受压制离开了文艺界，到了石油战线，他写这封信是最恰当的人选。(后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没有参与《创业》创作，胡乔木对王子野代为起草的信稿又不满意，故此信未写成。)

　　就在７月１８日胡乔木和邓小平谈话的这一天，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的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已经写好。张天民信中叙述了电影《创业》创作与公映的经过，对文化部核心组批判《创业》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应该重新上映”。７月２２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交给了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一封交给了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及时交毛泽东。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那封信上写下了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详见７月２６日第七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