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次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32]

　　胡乔木带着同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拟出的一个信稿，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找邓小平征求意见。邓看信后表示同意，并说，政治研究室今后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

　　说　明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向省、军级单位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１２月１４日又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研室只能停止工作，听候处理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交邓小平看过的这封信于１月１９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发出。

　　在１９７６年的运动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并指挥亲信爪牙和舆论工具，从外部围剿，对政研室极尽诋毁陷害之能事；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政研室的负责同志除个别人外，都挨了整。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与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如此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但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原来的七位负责人中有四人全力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继续负责。奇怪的是，在“四人帮”时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帮”后却还是受压。胡乔木被诬指“篡改”毛泽东著作。政研室写的揭发批判“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文章《一个大阴谋的真相》(脱稿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９日，早于１２月１７日见报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一个月)，被压不让发表；《“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张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４日，吴庆彤、贾鲁峰、郭玉峰一起向邓力群、于光远还有胡绳宣布撤销的决定，郭玉峰还催促赶快解散。邓力群和于光远表示，执行中央决定，但“四人帮”说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对这些不实之词，我们要说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总结一下，向中央作个交代；报刊约写的文章也想写完。吴庆彤即要他们写为《论总纲》翻案的文章。事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正式打了一个报告。３月２８日，李先念、纪登奎等几位副总理接见邓力群。李先念赞扬１９７５年政研室同“四人帮”是作了斗争的，批示照报告办。这样，邓小平亲自组建的政研室才算维持、保存下来。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对邓力群表示，自己即将恢复工作，你们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不久，他即明确提出政研室不解散。这样，政研室存留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只是为了照顾华国锋的面子，回应３月４日已经宣布解散的决定，在名称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为“国务院研究室”。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领导工作，但对政研室的工作还是继续兼顾。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政研室继续受压，但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领导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写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如：《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等，以“向群”的笔名发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出来后，他们立即感应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提出“两个凡是”存在的问题。２月８日，政研室党支部书记朱佳木就向邓力群反映，指出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值得注意，按照“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邓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报告。邓力群向王震说明，按“两个凡是”去做，问题就大了。邓力群还带去摘录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跟王震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建议他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批“两个凡是”的社论，还点了主持和定稿的一个理论家李鑫的名。会后，王震即向邓小平反映。随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面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中系统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他们还同“凡是派”进行了理论上的争论。他们以“向群”的笔名和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对理论上的“左”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从经济战线首先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又撰写或推荐了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张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文章，撰写了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赞扬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文章，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

　　他们还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和助手作用。

　　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赞扬。所有这些,已经不是这份着重记录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整顿的历史资料的范围,留待另一份资料详细记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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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

　　[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８日；胡乔木手记，在１月与３月之间，未标明日期，文为：中有一信拟写唯物主义未退。

　　[3]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4页。

　　[4]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1976年3月1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九期(1976年7月2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

　　[5]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９日。

　　[6]《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第３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２版，第３７页

　　[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８日。

　　[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

　　[10]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二十八期(1976年6月28日)；胡乔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２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

　　[11]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８日。

　　[1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1976年3月13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０日、２１日。

　　[13]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６日。

　　[14]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三期(1976年3月13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３日。

　　[15]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期(1976年3月10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第三十期(1976年7月3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０日。

　　[16]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第二十八期(1976年6月28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３日。

　　[17]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国务院政研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三期(1976年2月7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二十二期(1976年4月11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９日。

　　[1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５日。

　　[1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四期(1976年3月15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９月３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９月２８－３０日。

　　[20]所据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７日），第十九期（１９７６年３月２９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９月底、１０月２日、３日。

　　[21]据郑翼《“四人帮”如何仇视〈万水千山〉》，《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０日。

　　[22]《邓小平思想年谱》，第１６－１７页。

　　[23]所据材料：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24]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胡乔木日记，1975年10月14日；胡乔木手记，1975年10月14日，10月24日,10月27日。

　　[25]《邓小平文选》第２卷，1994年版，第86、8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３卷，1993年版，第274、275页。

　　[27]《邓小平文选》第３卷，1993年版，第377、378页。

　　[28]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７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７日。

　　[29]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4月2日的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六期(1976年3月23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1975年11月4日；胡乔木手记，1975年11月4日。

　　[30]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检查(第20页)；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1976］第237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二十期(1976年4月5日)，第三十二期(1976年7月24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31]所据材料：胡乔木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给毛泽东主席送的揭发材料（文件［１９７６］第２３７号）；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32]所据材料：胡乔木1976年2月23日在国务院政研室的检查；胡乔木1976年4月2日揭发、交代材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八期(1976年3月27日)；胡乔木日记，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１月１９日；胡乔木手记，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７日、１月１９日。

　　[33]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局印行，１９４６年版，第３４３－３４４页。“结束语”中总结的历史经验之二摘录如下：

　　（二）其次，党史教导说，工人阶级底党不精通工人运动底先进理论，不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便不能实现其为本阶级领导者的作用，便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马列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底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底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精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党，才能确有把握地向前进展，才能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反之，没有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在行动上没有把握，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就是用心读熟马恩列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读熟的结论和原理能适用于任何环境，能适用于一切实际情形。但这样来看待马列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可把马列主义理论看成是一部教条集录，看成是一部教理问答，看成是一种信仰条规，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和呆读死记的人。马列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停留，并且也不能停留不进，而是不断发展着，不断完善着的。所以它在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因时而变，不能不由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读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底每一字句。为了精通马列主义理论，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底实质，要学会在无产阶级斗争各种条件下，在解决革命问题底实际问题时运用这个理论。

　　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说要善于拿革命运动底新经验来丰富它，要善于拿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它，要善于发展它和推进它，不怕根据这个理论底实质去用适合于新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代替其某些已经过时的原理和结论。

　　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底指南。

　　以下举两个例子。其一，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而采用了工农代表苏维埃这一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其二，列宁依据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前期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同时进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