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　１９７５年６月８日[2]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先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就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

　　胡乔木提议负责人加上于光远，邓同意。乔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邓坚决不同意。

　　关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

　　这次谈话还谈及一些具体问题。

　　胡乔木在１月６日第一次谈话后，研究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这个译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这次谈话时他向邓提出对于译名问题的意见，认为宜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邓小平立即说，这个问题不要提。

　　在１月６日谈话后，胡乔木于２月２８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主席，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

　　说　明

　　从１９７５年１月６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以后，到６月８日第二次谈话，时间已经过去五个月。由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成功地领导了铁路、钢铁的整顿，开始了军队的整顿，又同“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作了有力的斗争，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５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的任务，指出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并阐述了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提高效率等原则。３月５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当时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问题。他结合当天下发的９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讲了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反对派性等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主动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经过一个多月整顿，到４月份，严重堵塞路段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邓小平即于３月２５日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９号文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在铁路整顿的影响和推动下，煤炭工业很快也就上去了。4月召开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决定推行大包干的管理办法，确定进口成套设备和建设港口、铁路枢纽、能源、军工等骨干企业为主攻方向。５月为解决钢铁工业严重欠产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到会讲话，提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任务，指出当前重点要解决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派性斗争、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等四个问题。会后中央转发了冶金工业部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钢铁工业的整顿迅速展开。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自４月底以来连续采取重大行动，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间开始研究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６月以后，整顿要全面铺开和引向深入，整顿将进入总体战阶段。不仅工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而且农业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不仅经济战线各行各业要整顿，而且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也要整顿；不仅军队要整顿，而且地方要整顿，党也要整顿。邓小平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3]所以，邓小平把成立政治研究室提上日程，要胡乔木把写唯物主义小册子的计划暂时放下，“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问题现在不要提，就是要胡乔木等人集中精力，协助他做“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即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１９７５年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整顿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尖锐性针对着江青集团的几个要害：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帮派势力，还显然带着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具体的“左”倾错误政策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性质。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在开头几个月并没有遭到江青集团有力的抵制破坏，

　　这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推行整顿方针雷厉风行、势不可当，江青集团在经济各部门没有什么力量，都可以说是一些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几个月江青集团在政治上、在思想理论上遭到了一次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由攻势暂时转为守势。

　　１９７５年春，江青集团借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打出“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发动过一场相当凌厉的攻势。３月１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什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１９５９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到处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邓小平看穿了他们借“反经验主义”来攻击周恩来和他本人以及老同志的用心，即就张春桥３月１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讲话向毛泽东请教，请教时并谈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于４月２３日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江、张、姚等作了批评。毛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要求“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４月２７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等人。５月３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继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２月之后，第三次谈到“四人帮”，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还非常不满地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作了口头和书面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未有过的。

　　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从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６月８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６月１５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６月２２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６月２４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７月４日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３月２９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４月１２日、１５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６月２１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９日[4]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并说，胡绳本来也不擅长这些。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写文章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题目就多。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　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作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６月８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末，“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７月９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７月１７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象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