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策，即在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陈云同志一贯主张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的良性比例关系，努力做到综合平衡，避免发生大起大落，并且要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的质量方面。重温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的综合平衡思想，是在指导“一五”建设过程中总结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社会主义改造还在酝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尚在建立之中，无论国家财力还是可动用的经济资源都十分有限，在国际上还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禁运。“一五”计划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势必会遇到重重困难。陈云同志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运输力量、技术力量供需等比例关系，提出了“紧张平衡”的思想。他在1954年6月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中央的汇报中说:“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1]也就是说，既不能搞“样样宽裕的平衡”，也不能搞得紧张到平衡破裂的程度，而要搞虽然紧张“但可以过得去”的平衡;既不能搞“齐头并进”的平衡，也不能尽管重点突出但其他部门跟不上，而要既有带头的东西、其他部门又一定跟得上的平衡。过稳、过急都不行。这就是陈云同志讲的“紧张平衡”的含义。这里面，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领导经济工作的范例。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经济建设上确立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1957年1月18日，陈云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发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强调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2]这些论断，进一步发展 了“紧张平衡”的思想，并且把侧重点放在防止过急、过冒的偏向上。他还针对随着工业化建设发展国家的摊子迅速扩大的新情况，强调必须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否则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

　　其后的发展，证明了陈云同志的论述和担心的正确性。从1958年起，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发动了“大跃进”，造成各方面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局面，反而造成了三年严重困难。“欲速则不达”。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临危受命，担负起了领导和部署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工作。这一时期，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稳步前进、综合平衡的思想，强调要注重发展的质量。1962年3月7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针对当时关于积极平衡还是消极平衡、短线平衡还是长线平衡的一些争论指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