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他们把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换取物资。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山东根据地的北海币也随之快速贬值。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问薛暮桥，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稳定物价。薛暮桥回答，根据地货币有物资做储备。而在根据地，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薛暮桥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的，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

　　1948年底，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购买力而定。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

　　冀朝鼎:共产党身份在北平解放后才正式曝光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应聘者。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应聘者冀朝鼎获得过美国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光甫与冀朝鼎回国。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财政部长孔祥熙，并逐渐获得他的好感，成为国民政府最信任的经济学家。

　　而中统头子陈立夫则对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陈在回忆录中说，他在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却很信任冀。陈立夫认为，冀朝鼎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政府信用的坏主意。陈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导致了国民党经济体系的大崩溃。

　　1949年北平解放，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

　　杨培新: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

　　今年87岁的杨培新一生充满传奇，1949年他由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成为开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

　　杨培新到人民银行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设银行制度，抑制通胀。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

　　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

　　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