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的社会理论通常假定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并断定探寻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比马克思更反对永恒性和非历史性这类说法。在晚年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他不曾掌握历史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万能钥匙”。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嘲笑那些只知道为存在规定普遍真理的哲学家们，而他的目标——让哲学和政治 “重返人间”——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出。

　　拒绝非历史性和永恒性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是意味着“作为过去结果的现在”，意味着“站在现在来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换言之，马克思拒绝永恒的、因而去情境化的“真理”话语。我们不妨来考量一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知识的颠覆。在马克思此前的数千年，“历史”早已被概念化为对过去的研究。但马克思早年关于 “基督教艺术的历史”的出版计划 （尽管并未付诸实践）本身是一个政治实践：“拿撒勒人画派”构成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一股保守势力。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研究工作不过是构成他政治工作的背景。一旦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对非历史性和永恒性拒绝的重大意义就将清楚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区别于此前历史学家及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拒绝任何形式，包括他自己理论的永恒真理化。马克思认为，那些追逐永恒真理的活动——不论如何将自身打扮成学术性研究——通常都是唯心主义的，通过误导和“颠倒”，将人类活动归因于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因素。因此，马克思明确否认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样否认自己是一个18世纪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手推磨绝不会“给予”人类一个社会，蒸汽机同样也不会。他拒绝认同人类社会决定于某些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事物或物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宣布了他的“新”唯物主义，并且赞扬了唯心主义在对人类经验总结中“能动性”和不可避免的历史性方面的积极发展。如果说因果性对于马克思是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借助于人类活动而产生。地震、火山喷发甚至人体本身无疑都是物质的，但意义和内涵则必然是人类的解释所致，也就必然是政治的和历史累积的。

　　历史、理论与政治

　　《共产党宣言》显然不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课程，而是一部借助历史教予我们的课程。马克思的论述集中于“错误”的人在“错误”的地方进行的“错误”的活动，即此前为历史学家所藐视的人类基本活动，诸如农民对食物的生产、房屋修理甚至人类繁衍等不为历史学感兴趣的，且总被认为并不参与历史创造的活动。这在社会理论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并且构成了一个跨时代革命的前奏。因为它清晰地结合了社会生产和民主，必将导致人民大众争取权力的运动。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历史论述的目的并非在于向历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们传播“真理”或永恒，而在于为政治运动贡献力量。

　　由此，马克思革命化了历史的目的，并在两种意义上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历史必须包括社会生产过程；其次，历史必须顺序地生成，而非是某个永恒的“真理”或“法则”。因此，当有人说马克思有一套“关于历史的理论”时往往会导致一些误解，“理论”往往被看成某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真理”。正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共产党宣言》里的修辞往往是劝告性的，是鼓舞和激励的。历史是由人类所创作，并必然展现为人类所创作的样子，而绝非某种强加于人们身上的“被塑造”的历史。

　　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生动而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一论点。书中，马克思对各色人物的理解，以及几乎独力追踪重大事件细节的能力，都依赖于同时代的观众。这样一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非常有赖于时序性，而非超越于时间之上的永恒性。其中的所有“真理”都是相应于语境而言的，并不是对任何更加“基础”的东西的描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的运动绝非进步所能覆盖。在他看来，主要参与者和碎片化的阶级成员们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进程与这些人最初的构思并不相同。而一旦马克思提醒我们关注他对政治、生产和冲突的一般性观点，他将马上回到叙述和辩论的细节分析中。但这一论点从未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广泛接受，这部作品也未能进入马克思最广为传播的作品序列之中，因为他最流行的作品往往是那些便于构造某种“主义”的作品。

　　重新阅读马克思

　　马克思的政治参与是深刻的批判，而非规范或树立“权威”。他暴露虚伪，揭露阶级偏见，打破幻想。他还鼓励个人和团体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非仅仅依赖于思想。马克思说，他是“为教授们”写作《资本论》第一卷。这展示了马克思对将学术作为追求非历史性与永恒性的直接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绝非一个关于永恒的、“科学”的原则大纲或者基于某些外部框架的实证假设；马克思的理论始终适应于历史，因为那种追求永恒性认识的理论——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保证的恰恰相反——无法参与到政治中去。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是政治化的，并且指向行动，而非“科学”和“解释”的工艺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借助于两项主要的论点推进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他反对那种典型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假设”，这些假设被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用于解释人类“基本的”交换，并进而用于证明货币（因此也包括资本积累和“股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马克思认为，这在实际上是用选择性的误导服务于阶级利益。其次，他对交换价值、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等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改写。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概念不是来自某个外部“研究者”对商品生产社会各种活动的描述，它们构成了社会本身。这种塑造不是通过创造对象，而是通过对创造对象特定方式的理解获得的，而这种方法当然是基于特定历史的。因此，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关于外在于历史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一般理论，并且可以适用于解释历史本身的理解是彻底的误读。如果考虑到这些理论基于特定历史的语境，即商品生产社会，但却仅仅将这些理论看作某个研究者（恰好是马克思）对第一手材料的抽象结果，同样存在着部分误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中收获两点启示。其一在于将社会理论看作一定政治背景的产物，即今天所说的“反身”路径。其二，多数读者，包括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受制于一种特定的阅读和写作方式，误以为物理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并因此认同某种生成认识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方法论。这些科学家因此被置于某个“无私”的、非政治的观察位置，进而要求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也必须占领这一位置。

　　 当今世界对于保持这一假设“客观性”的科学结构具有极大的动力，而其有效性正是基于永恒的普遍性和对社会（也即历史）的自觉抽象。科学，正像马克思在他早年的《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进程中，生产技术在一个市场中不断进行自我生产，而这一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将自身表现为关于法律似的规则和绝对确定性的永恒真理（与中介和应急截然相对）。商业社会继续驱使我们保持对科学、社会理论以及恰当社会的理解。正是这一驱动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误读为 “永恒”的，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我们需要重新阅读马克思，而这一重新阅读只是在他不再是“永恒”的，而是属于我们时代并帮助我们创造历史时才能获得发展。

　　　  （作者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