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社会卷”更多的是思考中国经济崛起后面临的各种转型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社会、医疗保健体制的转型。其突出特点是他们普遍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高度认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地域发展不平衡也非常认同，但是对于经济崛起后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如何平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如何应对经济高速发展后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与细化改革。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博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已经成功地融入世界，非常有效地利用外贸推动了国家的总体改革，中国将成为未来各种国际谈判的一分子。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在这点上，她的观点与我国众多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著名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则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管制等经济比较敏感领域发表言论，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受到外国更加详细的审查，这是中国成功的代价。人们细致地观察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表明反对中国，只是表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被认为对世界其他地方有重要影响，表达了西方国家渴望认识中国、细致观察中国的愿望。

　  对中国人民币汇率一直颇有研究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教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它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非公平性操作汇率”等词汇是极不恰当的。但他坚持认为增加汇率灵活性从长远来看，是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这其实已经体现出作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以及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宽容与理解。

　  多元构建与回归主流的文化与学术

　　“文化与学术卷”探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考古与历史的关系。访谈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渴求”后逐渐向中国主流文化的理性回归。

　 杜维明认为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固然有多种因素影响，但是粗暴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则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也必然是肤浅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东亚文明的了解远远不如我们对他们文明的了解，所以杜维明提倡“文明的对话”，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林同奇教授在《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中认为，人类追逐富强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人的精神道德受到蚕食。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文化的东西来平衡一下物质的发展。同时他强调在宣传民族文化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提倡用文化多元主义来冲淡文化民族主义中的沙文主义倾向，对中国的文化重塑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哈佛看中国》三卷书尽管内容庞杂，涉及领域众多，研究层次不一，既有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也有对微观问题的关注，但是核心内容确是一致的，即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就的评价和对未来发展的思考。该书为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先河，它所提倡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对方问题的方式也将成为今后思想文化交流的主导模式。正如傅高义所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消除这些误解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在哈佛的友善学者已经更多站在中国立场思考中国问题，我们所应做的是更多地消除误解，而不是继续将误解加深。

　  该书是一场思想者的盛宴，编者虽竭力摘出思想中最精华的闪光点，无奈群星闪耀，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在这“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宏篇巨著中，寄望于读者自己细细玩味每位大师的思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