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国家史的解释，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政权稳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历史断限，即通常说的进行历史分期，是史学工作者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的一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由于历史分期既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也取决于他们研究历史时的不同角度和侧重点，因此，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对学术研究也是有益的。但应当看到，近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有关历史断限问题的言论，却并非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是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
例如，有人提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个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言外之意，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要以辛亥革命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限。还有人主张，将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之前为近代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现代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当代历史。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是中国历史断限的标志性事件，以它们为起点的三个时期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具有并列的地位。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抬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在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因为，一旦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无形中抹杀和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唯物史观，给历史断限应当主要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否认这个基本事实，把辛亥革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或者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当作历史断限的标志，势必导致两种后果：要么否定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把1949年后的新中国视为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要么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根本一致性，把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术界、教育界曾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将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那是为了突出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后，人们为了回避当时对“中国现代史”的既有定义，给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起了个“当代史”的名称。但近些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给历史断限应当统一以社会形态的变化为标准，而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因此，应当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伸至新中国成立，而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称为现代史。这种对中国现代史的新定义，与当代史的定义完全重合，指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因此，叫作“现代史”可以，叫作“当代史”也可以。
党中央一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的标志，从来没有说过它是中国近代历史进入新时期的标志。对此，全党认识一致，学术界、理论界也没有歧义。因此，把辛亥革命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或者把鸦片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来给近现代中国历史断限，不仅政治上极其错误，学术上也是十分荒谬的。
主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观点，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多次出现过“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论据。但只要看过十七大报告的人都知道，报告中对“当代中国”一词仅仅是作为时间的修饰词来使用的，并非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有时泛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例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有时则专指当前，例如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可见，报告并没有把“当代中国”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的专有名词，更没有给那种割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观点提供任何根据。相反，其中关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建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的论述，倒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内在地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现代中国或当代中国历史中的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扬弃、完善和发展。
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实行改革开放方针30周年。我们在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时，要特别注意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和改革开放的实质，切实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不久前，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作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演讲，强调苏联解体过程虽然完成于戈尔巴乔夫，但却始于赫鲁晓夫，原因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虚构、歪曲、篡改了苏联历史；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更使揭露苏联历史的阴暗面成为破坏国家的武器，以至当西方及其代理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我们要认真汲取苏联由于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而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惨痛教训，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政权的高度，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对党史、国史的科学评价，抵制各种歪曲和诋毁党史、国史的错误言论的影响，切实防止苏联的悲剧在我国重演。为此，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首先，要认清各种歪曲、诋毁党史、国史言论的实质。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国际阶级斗争在国内的反映，也是国内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此，对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什么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的观点，能在一些公开报刊上有恃无恐地发表？他们所“恃”的，说穿了就是西方敌对势力。正如前苏联的一些政治家所反思的那样，这些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是他们利益的代理人。我们有些同志没有看清这一点，不仅不加以批驳，反而把这些言论当成正面的东西加以扩散。
其次，要高度重视历史研究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政治斗争的现实性容易被人认识，其实，理论和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斗争也有很强的现实性。例如，劳动价值论问题似乎离现实很远，但如果把这个理论推翻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理论根据就没有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搞公私合营就成了剥夺资本、土地参与分配的正当权利。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共产党就成了“匪党”，就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统统退还给地主、资本家，就要交权下台。最近还听到一种说法，讲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当前第三次解放思想要“还权于民”。这个话至少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在“还利”、“还权”于民之前，利和权在谁手里？共产党掌权算不算人民掌权？第二，“权”要还给谁？掌权就是执政，13亿人不能人人都去执政，总要有政党作为执政党。我们的政权是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如果现在要“还权”，是否要把权还给国民党？可见，理论和现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稍不小心，就会掉到人家设的陷阱里去。另外，一些历史问题和现实的关系同样很密切。比如，前段时间有人为大地主刘文彩翻案，最近有的报纸又在为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中的人物“周扒皮”翻案，说现实生活中的“周扒皮”很勤劳，每天起得很早，对农民也很好，只是由于长工睡懒觉，所以才不得不把他们叫起来。还有人写文章，说过去称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称蒋介石是“头号战犯”，都是共产党“土匪史观”的表现。还有人大做陈独秀的文章，称陈独秀是共产党的正宗，李大钊、毛泽东是“旁门左道”，是修正主义。还有人把曾国藩、李鸿章、慈禧、袁世凯这些人当成正面人物，把太平天国、义和团说成是邪教。如果这些说法成立，不仅党史、革命史要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都要改写，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成了大问题。所以，这些言论从表面上看说的是历史，实际上说的都是现实，是借古喻今，是在做舆论准备。我们千万不可听之任之。
再次，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战斗性、说理性和组织性。现在很多错误言论在大报上发不出来，就在一些杂志和小报上发。但是一经发表，几乎所有的文摘报、网络都给以转载，客观上影响很大。这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和方法，其中不排除有人在串联和组织。我们要注意这些杂志和小报，敢于理直气壮地批驳错误言论；同时，也要联系实际，加强针对性，防止空洞的说教，做到以理服人，着眼于解决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和青年的思想问题。另外，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团体的联系，为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整体作用积极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