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年7月11日一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551年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硕士。朝鲜战争期间入伍两年，之后在哈佛大学学习社会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1967年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精通中文、日文，1967一1972年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1972—1977年主任。1977—1980华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美日关系问题主席。1979一1981年哈佛大学基础课程委员会外国文化小组负责人。1972年学生关心东亚问题研究小组主席。他多年来致力于亚洲国家的研究，尤其是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曾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70年代始，对我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是傅高义先生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作者还拟在若干年后。再写一本关于90年代广东的续集，后者作者将重点介绍香港回归后的粤港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研究方向：

　  1.中国研究

　  傅高义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作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和《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

　  傅高义教授是研究社会学出身的，主要研究中国与东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开放，傅高义通过在毗邻广东的香港收集广东的报纸，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采访一些从广东到香港的人来了解广东的情况，研究广东，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 (1949 - 1968)》。80年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成为国际上新的研究热点。1987年傅高义深入广东各地进行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1988年又到广东做了一个月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先走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傅高义认为，广东的经济，可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因此，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广东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属于广东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种变化，介绍给更多的美国普通民众知道。”他以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语言，完成了可以称作当时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扫描。

　  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的状态，傅高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所以西部大开发计划非常有意义。首先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帮助那些穷人，让孩子接受教育。教育很重要，因此在提高人民经济收入之余，还要注重普及教育。不然，内地和沿海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现在电子技术和其它高科技的发展很快，也会造成新的不平等。中国的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很严重。另外，改革以来，已经有一亿多人从农村流入城市，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可能还会有几亿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中国也需要迅速发展以避免出现社会动乱。此外，环境污染也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慢慢扩大民主和自由。

　  傅高义目前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小平时代。他认为邓小平时代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因此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他准备撰写一本“邓小平时代”的著作，并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2.中美、中日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美关系处于重重困难的时候，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美国政府中断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种交往是短视之举，敦促美国政府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他对中国全面客观的分析帮助美国社会化解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态度。事实证明了他的远大的目光，在渡过那段困难期后，中美双方以更迅速的步伐加强了在各个领域的交往。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美国的右翼人士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个时刻，傅高义主编了《与中国共存：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对主张全面对抗中国的思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驳斥，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7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他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教授退休后，一年一次地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中学教师到中国各地的学校参观交流，增加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使他们能对自己的学生介绍一个较为全面的中国。

　  傅教授曾说过：“作为一个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 也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 具有研究中日关系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 我希望能为加强中、日、美的友好关系和为亚洲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的和平转换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一定会激化大国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具体到东亚，中日之间的摩擦和中国的台湾问题成为牵动大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傅高义则认为，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是保持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主要力量。从1971年到1989年这18年间，中、美、日三国关系相当融洽。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开始合作，而日本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而开始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三国关系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在这个阶段的末期，三个国家由于联系密切和来自外界的压力减小，国家间事务的决策制定开始变得复杂。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首先改变了此前三国关系的格局。1992年以后，日本派遣军队参与维和军事行动并扩展防御边界，让中国开始担心日本重整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使得两国民间产生了一定的对立情绪。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对中、日关系构成一定影响，不利于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傅高义建议中、日两国学者应该以直率和诚实的态度研究和正视历史，增进讨论交流。

　  他认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这个历史问题时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尽管日本政界有一些人为‘二战’中的行为道歉，但还远远不够，应该详细承认并面对具体事情。

　  傅高义同时建议中国在处理相关历史问题时更多地向前看，并表示美国应该积极促成中、日两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走向未来，傅高义建议三国在处理敏感的“二战”问题时，能够多理解彼此在历史、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大家应该在承认历史情况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他指出，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离不开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合作处理共同事务，三国关系对于亚洲的未来举足轻重。除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了维护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中国、美国和日本还必须要面对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他认为台湾不会实现独立。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变，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应该更加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