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使馆建议的观点：

1．承认西藏（独立）不仅涉及我们的对藏政策，还牵扯到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中国主权完整，这个原则遇到了问题，我们未能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肢解，但却帮助中国通过二战获得了大国的地位。除非中国永久分裂已不可避免，我们要在西藏问题上下一个大的赌注，否则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政策。

2．采纳这样一个政策不但会降低我们抵制苏联分离中国北方地区行动的能力，还会使我们面临更复杂的问题，我们没有完全地认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支持其加入联合国。

3．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苏联进一步采取行动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如果我们继续目前的政策，共产党对我们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会很满意；如果我们把西藏看成是独立的，而我们的地理位置又使我们不能给予西藏以必须的支持，因为它很遥远，那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给共产党进入这个地区指明了方向。

4．从政治上说，西藏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重要性都非常有限，因为它地理位置很偏远，其政府与社会都很原始，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也很有限，不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使西藏倾向于西方，除非采取影响广泛的实际措施给予支持。如果我们不能采取实际措施，只是承认不能使之成为西方的联盟，反而有可能在实际上影响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战略上利用西藏的想法，如，将之作为空军基地及火箭发射基地，不仅会遇到可怕的高原环境与气候问题，而且西藏的宗教信仰也反对飞机飞越其领土。除非在那里发现稀有矿物质，否则军队并不认为西藏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5．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很大程度上要看印度，印度控制着西藏与西方联系的通道。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那么西藏在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重要性就非常之小；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那么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相当之大。

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

档案记录涉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宗主权”之说，当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很难说出他们的明确界限。一般来讲，“宗主权”意味着，中国当局有较少的权力而西藏有较多的自治。据此，宗主权在某些方面可能更适于这一案例，然而“宗主权”隐含有“属国”的意义，英、美的用法不同，所以建议将来涉及中国法律上对西藏的统治或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尽量避免可能的“主权”对“宗主权”的争执。

结论：

A．在目前的形势下：

1．不能过于相信西藏在意识形态或战略上的重要性。很明显，如果可能，任何情况下都把西藏看成是朋友，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2．目前我们应当避免给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改变了中国对西藏统治权的立场。比如说一些行动能够清楚表明我们把西藏看成是独立的。最近我们已向中国政府重新做出保证我们认同中国在法律上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我们在政策上的任何明确变化都会给中国的不满提供理由，也有可能使我们不得不做尴尬的解释，还有可能刺激苏联采取行动进入西藏。而这样做并不能充分地保证西藏站在我们一面。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地采取灵活政策避免涉及中国的“主权”或“宗主权”，除非事态涉及西藏，我们必须通知中国政府我们要采取的与西藏有关的行动。亨德森大使在1949年1月5日与西藏贸易团领队的谈话中似乎很好地掩饰了这个情况。

3．我们关于西藏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第三方：中国、印度、西藏——这些来源其目的性都已被歪曲。为了获得第一手信息，也为了表明我们的友好诚意，可以派一个或几个合适的官员进入西藏——如果这样做不太惹眼，不会引起“我们对西藏有什么意图”的怀疑的话。

B．对于未来：

未来形势的发展会影响我们的对藏政策。假如，共产党真正控制了整个中国，国民政府消失了，我们就应当面对这样的选择：(1)把西藏看成是共产党政府控制下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明确希望避免的。(2)把西藏看成是完全独立的，’这一政策明显对我们有利。但是，如果共产党真正控制了中国，但流亡的国民政府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依据于我们对流亡国民政府的政策决定我们的对藏政策。由此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我们强调西藏的独立性——正式承认它，支持其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避免强调独立性问题，只是与西藏发展直接关系，而没有公开的政策变化。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会涉及：(1)我们要评估是否我们公开承认其独立性会刺激苏联采取行动接管西藏；(2)是否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能够给西藏以充分的帮助，使其可能持续留在西方联盟中；(3)我们的评估——是否中国的分裂可能要建立在相当持久的基础上。

1949年7月初，亨德森遵循贝肯关于缺乏（有关西藏）可靠情报的意见，向华盛顿提出建议：美国派一个使团进入拉萨，在不晚于1949年9月之前到达。华盛顿对这个建议十分感兴趣，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务卿艾奇逊就向亨德森征询了实施这个行动的想法——两种选择：

1．马上组织一个由琼斯带队的小型探险队，可能要与新德里的一位英国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代表同行。表面上是由个人的非官方的形式组成，而且是在休假期间，实际时间不能与琼斯的休假期相矛盾。探险费用由美国全额资助或与英国分担都可以。这次探险队要在拉萨停留2周，目的是调查目前的政治形势，就在中国的宗主权问题不再成为障碍的时候建立一个永久的领事机构的可行性提出建议。

2．探险队由有经验的探险家、学者领队，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门，他很有个人威望，又有合适的旅行理由。琼斯也要同行，表面上是休假，他会尽早返回，前面已提到过。凯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留在那里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是观察政治趋向。

但是这些都没能实现。到了1949年7月末，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明显已经没有时间来操作这件事，因为一旦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而亨德森在这个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入藏队，那将是对北京的极大挑衅。

不过，形势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1950年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攻下了昌都，12月底，达赖喇嘛逃到了亚东。这时美国必须做出决定如何来应对。虽然美国选择在帮助西藏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不做领头羊，但是达赖处于这样一种流亡边缘状态促使美国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在美国看来，帮助西藏进入联合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但是帮助达赖喇嘛叛逃，使达赖成为亚洲反共之音的一个重要象征却是一件低风险高回报的事情。

当然，美国对西藏这样感兴趣，主要是因为美国此时的政策集中于遏制共产主义，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已替代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和民主的新敌。故而，美国认为西藏是共产主义进入弱小、和平国家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实例。亨德森大使认为：“除非有令他（达赖喇嘛）信任的人给予忠告，否则这个年轻人将陷人中共的陷阱，或者在印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1951年的春天，亨德森建议美国向达赖喇嘛发一封信，这封信应当是非官方的、匿名的，并且只是在口头上说明信是美国大使发来的。为了防止这封信落到中国人手中，亨德森甚至连信纸都是在印度购买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查找不到信的源头。信中也不能有任何信息表明这封信是来自亨德森或者是美国。亨德森向华盛顿说明：这样做所冒的风险要比看见“中国全面控制西藏，并控制达赖喇嘛”要好得多。亨德森这封支持达赖喇嘛的信强烈呼吁达赖反汉并寻求到国外避难。亨德森建议达赖喇嘛可以选择锡兰作为避难地，但是只提到可以把美国作为一个可能的避难地。因为时间的原因，这封信已经不能影响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但是这封信却是证明美国支持西藏官员叛逃的最有力证据，这也是那些支持达赖流亡、反对共产主义的西藏官员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