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及对香港实行的特殊政策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把香港作为我国同外国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充分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允许影响香港社会的安定。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国面临美苏等国的侵略威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为我所用”的策略，他说:“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也很广，购买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7］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

　  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内在要求。为此，自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措施，从政治上稳定香港，在经济上支持香港。具体来讲，一方面，中共中央对香港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当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认识香港存在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象‘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7］（pp.353~354） 这个讲话无疑是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直接思想来源。在1958年“金门炮战”的过程中，尽管当时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台湾上，但中央却并未忽视香港，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军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上进行演习的部署给军委的报告》上批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8］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香港，1966年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甚至还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但中央却没有动摇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周恩来于1971年8月7日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话曾谈到这个问题，“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9］此外，对于发生在香港涉及中英两国的政治敏感问题，新中国也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