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 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目 文］刘少奇主持会议，朱德、李济深、张澜、高岗等39位委员出席。各大区负责人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及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中央军委委员及所属各部部长等66人列席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一、听取全国各大行政区工作的报告；二、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高岗在报告中说，东北处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全东北动员了20万人到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宣传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武装干涉我国解放台湾的罪行。经过这一工作，有36万农民报名参军。东北的经济建设，1950年后半年任务完成得很好。农业生产超过计划30％，工业生产超过10％，工商利润超过1949年的一倍多，税收原计划12万亿元，实收32万亿元。饶漱石在报告中说，美国侵略军占领平壤以后，华东各方面曾出现了波动，一些学生、市民产生了顾虑。当志愿军出动打了第一个胜仗以后，情况完全转变过来。华东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5月份可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以及城市财经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都取得了成绩。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中南地区这半年主要进行了教育、整顿税收、进出口贸易工作和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现在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西南地区比其他地区解放得迟一点，1951年上半年工作主要是剿匪和接管。7月份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确定任务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加上了抗美援朝的任务。习仲勋在报告中说，西北地区的工作，经过中央一年来采取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以及整风等一系列措施后，已有很大进步，情况比较稳定。土匪基本肃清。目前主要工作，一是抗美援朝，二是镇压反革命，三是土地改革，四是民族工作。
刘少奇指出，从几个地区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当然也出了一些毛病。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做了一年的恢复工作，再加上今年一年、明年一年，要在这三年内，把各种工作都做好。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就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准备好了条件。他指出，离1953年开始全国性经济建设还有22个月的准备时期，各方面的工作都应该加紧。
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彭真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从社会形势方面着重强调了制订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是现在全国人民极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时期内，因为我们还没有切实贯彻《共同纲领》第七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很多地方发生了过分宽大的偏向，曾经引起各阶层人民对人民政府的不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还没有做得很好，并且有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做得很不好。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问题表现得更清楚了。那时，美蒋特务匪徒及其他残余反革命势力，以为他们梦想的“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美蒋就要回来复辟了，从地下隐蔽活动中伸出头来，进行各种露骨的破坏活动，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特务匪徒阴谋破坏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财，公开抢劫，刺杀干部，骚扰暴乱的事件，在很多地方发生了。为了给干部和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为了给审判反革命罪犯的人员以量刑的标准，为了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克服或防止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需要有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条例。各地也普遍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迅速颁布这样的条例。因此，政务院政法委根据《共同纲领》第七条的原则，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经政务院第七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
他说明，这个条例是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制定的。对于各种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曾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则采取了从宽处理的原则。
会议一致通过该《条例》，并决定任命赖若愚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为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