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有正确的理想信念

　　《准则》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明确指出：“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什么是正确的理想信念？泰戈尔曾说：“鸟在黎明的黑暗时，感觉到光明唱出的歌。”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是指不单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时，更要在其十分困难时，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光明的前途。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精神动力。什么是信仰？信仰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这才叫信仰。

　　有没有这一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不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几乎都痛哭流涕反省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根本的缘由。

　　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或没有一点关系。2003年在伏尔加格勒大学与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交谈时，我问她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她低下头半天不语。我很纳闷，等她再抬起头时，我发现她的眼眶里充满泪水。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平时我们都在回避，这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平时不想，心里还好过一点。你这一问，把我心上的疮疤又揭开了。我的心正在流血。30多岁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对比。苏联解体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吃到嘴里的东西整整减少一半；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整整减少了10岁，女性减少了5岁。过去我总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这些东西虚无缥缈，与我离得很远甚至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理想一是有个好工作，二是有个好家庭。但俄罗斯近十几年社会发展实践的惨痛教训告诉我，那些似乎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息息相关。”

　　什么时候容易产生低潮呢？一是重大事件之后，如巴黎公社失败和1990年左右苏东剧变之后。二是伟大人物去世之后。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之时，往往是共产党人和普通百姓受难之时。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之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有这份乐观和自信。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何长工为革命献出家人及同族亲人40余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被国民党反动派极其残忍地剁成肉酱，装到罐子里。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其中一个15岁的亲弟弟被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红一方面军的开国上将韦国清的220多位亲人族人牺牲。红四方面军的开国大将王树声全族全村317口青壮男女皆参加革命，建国后只剩三人。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家族有47位烈士。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仅红军由长征前的30多万人减少到长征后的不足3万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民共牺牲上百万人。从1921年到1949年，英勇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多达379万多人，比新中国建立时全国300万党员的总数还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贯穿着强烈的担当意识，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我们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让几千万先烈的鲜血白流。

　　（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准则》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加强学习。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

　　读书苦，但苦中有乐。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早餐”应该翻新成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境界。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当今世界上有近4000万册名称不同的书，而且每年还在以大概百万种以上的数量增加。我国现有图书260多万种，仅2008年就新增24万多种。现在到书店，各类出版物琳琅满目。那么在这种情势下，该如何读书？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撰文说：“毛泽东是热爱学习马列著作的典范，是全党的楷模……从1920年起，他把《共产党宣言》读了56年，每年都要读几遍，不仅读中文版，还读英文版……毛泽东把《资本论》通读了3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各读了6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了10遍。”这种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啊!我们要学习弘扬这种精神。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理论研究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甚至家长的理论素养更为重要。

　　我们的高中生还比较单纯，但是大学毕业特别是研究生毕业后，却满脑子是美国统治者的思维。林语堂就曾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可能是一些人受眼前利益影响，但更多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结果。

　　要读马列、读经典。《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958年6月29日，毛主席说：“在写文章和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为了解决鸡毛蒜皮的小事，更不是一些文人借以炫耀的小学问，而是人类与人性的大智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都在直接间接地讲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讲述的往往都是几百甚至上千上万年的事，决不能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

　　坚持和创新要认认真真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千万不能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著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仅凭别人的结论就轻易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真正学懂弄通并能灵活运用，就可以套用并翻新《华严经》里这样的意境叫做“入于真实妙法界，自然觉悟不由他”。

　　现在，各种出版物斑驳陆离。因此，读书要有选择。主要是读好书，同时也要读点“坏书”“坏文章”。不读点“坏书”“坏文章”，好书、好文章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因此，对比着读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读书方法，不可不用。读书时，要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牢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带着问题和挑剔的目光读；要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国情出发，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勇于创新。我们这个地球与社会是一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我们认识事物需要从各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作为切入点，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非常重要。只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目光才犀利，才有穿透力，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端倪看发展。

　　（四）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准则》指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西方绝大多数媒体，只是在输出“观点”，并没有输出“事实”，即本质真实，亦即全面、客观、严谨的事实，只是在输出精心剪裁的局部真实甚至谎言。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占比为28%。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是57.1%。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国在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对中国这一特有国情的亲身体悟，已经是这批知识青年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是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理论，毛泽东创立了“反和平演变”理论。只不过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根本不同：一是为着世界上的极少数人，一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并相互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