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四：赵复三说，胡乔木存在仕与士的矛盾，是这样吗？
回答：是的。赵复三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胡乔木是了解的。他用常念斯的化名在国内《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胡乔木的文章，说胡乔木身上存在着仕（即官员、干部）同士（即学者、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有道理的。我想，这也是赵复三自己的体会，是“夫子自道”。
在胡乔木身上，党的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和有个人独立见解的学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胡乔木常常敢于直言，在毛泽东、邓小平面前坦陈自己的意见。他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也没有什么官气。他当然要服从组织决定，不能固执己见，难免会有苦恼。他希望两者统一起来，事情做得周全。批评周扬的文章发表之前，他写信、赠诗给周扬，打招呼，表示惋惜和团结的愿望；亲自爬五楼，到吴祖光家里，劝其退党——这些举动，说明他的书生本色，没有官僚作风。
我认为，“仕”与“士”的矛盾，并非胡乔木的主流。在他身上，一般说来，两者是统一的。他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不少是他提出、倡议的。党的意志与他个人的意愿通常是一致的。违心的事并不多见。所以，不应过于夸大胡乔木的“仕”与“士”的矛盾。
问题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揭发邓小平。这事应该怎么看待呢？
回答：我想介绍邓小平对这事说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约见王震、邓力群。王震、邓力群带去胡乔木向邓小平表示歉意的一封信。邓小平让他们把信带回去，说：不必写信了。他（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又说：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４号文件都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那样讲，现在仍旧那样讲。邓小平还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这个人还是要用。
三、2005年１０月２０日下午学术讲演后
地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问题：关于周扬、王若水，１９８３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处理？
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向各位学者介绍一下，大家共同研究。
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同原本中宣部委托他讲文艺问题的主题不同，周扬着重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没有到会，这天下午他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看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在场听讲的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长）等人感到周扬讲得不对头。胡乔木看了讲话清样之后，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和复杂。
第二天，经与邓力群商量后，决定学术讨论会延长，休会两天后继续开会，让几位不同意周扬观点的哲学、文艺方面的专家作大会发言，并与周扬讲话同样发消息和摘要。这样做是要造成一种不同学术观点讨论的气氛，避免外界认为周扬是受党中央委托阐述官方观点的，而中共对指导思想有新的解释了。事实上，《人民日报》３月８日详细摘要报道周扬讲话之后，外界就议论纷纷，一些港台报刊更是大做文章。这样，本来是一个争论多年的哲学学术问题，带上了鲜明的现实政治性。因为周扬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以异化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所以发生种种弊端和需要改革的理论依据。按周扬的讲话，似乎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和科学的理解。
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胡乔木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在得到胡耀邦同意后，亲自登门，到周扬家里，同周扬等人谈话，建议周扬对讲话稿进行修改后在学术刊物（例如《哲学研究》）上发表，《人民日报》不再全文发表（《人民日报》在报道周的讲话时曾预告要发表全文）。周扬拒不修改，而《人民日报》则于３月１６日一字未动地全文发表了周扬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若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主管理论版。这种做法，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又使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变成了组织纪律问题。
这里要专门说一说王若水。他是周扬讲话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这篇讲话的重要责任人。学术观点、政治观点上的错误，他是有责任的。对他的观点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他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党的高级干部，这种严重的抗拒领导、违反组织纪律的行动，是共产党的纪律所不能容忍的。撤销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王若水一直不接受对他的批评，没有停止过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攻击。我以为，他可以做资产阶级学者，但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生，在１９９７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声明自己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蒙在身上的一层皮剥掉了。
（夏杏珍 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