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1日至27日，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程中原研究员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邀请，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三个星期学术访问。在哈佛大学期间，程中原曾作了两次学术讲演，八次举行小型学术研讨会。讲演第一次在10月14日下午，题为：《1941－1981：胡乔木与毛泽东》；第二次在10月20日下午，题为：《1977－1982：胡乔木与邓小平》。讲演会由傅高义教授主持。出席讲演会的有：哈佛大学的赛奇教授（Anthony Saich亚洲部主任）、戈德曼教授（Merle Goldman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马丁 · 怀特教授（Maytin K．Whyte），戴慕珍教授（商科学院）、萧庆伦教授（李国鼎讲座经济学教授），在波士顿的中华医学会荣誉顾问江渊声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　R．Mackinnon）；德国海登堡大学Ｒ．Ｇ．马奈尔教授；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日本东京大学高原明生教授，韩国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李宗哲教授；中国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等在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等。程中原先生在哈佛访问期间所作的讲演、答问和学术交谈成果及其他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八篇文章整理成集，200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题目为《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现摘录两次学术讲演稿和就胡乔木答哈佛学者问，以飨读者。

　　说不尽的胡乔木--答哈佛学者问

　　一、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下午学术讲演后

　　地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问题一：在做第一个《历史决议》中胡乔木起什么作用？

　　回答：胡从始至终参加了决议的起草工作。

　　他曾在此过程中写过一稿。

　　后来张闻天又改出一稿，毛泽东在张稿上动笔修改。

　　以后六届七中全会进行了讨论。在最后修改过程中，用杨尚昆的话来说，胡乔木的作用是把毛泽东的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胡乔木与两个历史决议》，发表在《党的文献》上。讲得比较详细，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参阅。

　　问题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因为当时党内对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官方又没有历史著作，所以写这部著作，你认为这样的看法怎样？

　　回答：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经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七大，全党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并没有重大的原则的分歧。１９５１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到两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３０周年，利用这个时机，写这样一部简明党史，使全体党员和干部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顺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怎么在斗争中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发展壮大起来，怎么在革命斗争中找到自己的领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党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教育。延安整风时编党书，全党学习、讨论党的历史；建国前夕抓住艾奇逊的白皮书写六篇评论白皮书的社论，全国学习、讨论，了解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革命从失败走到胜利的历史，都可以说明。

　　※本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期，收入《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月出版。

　　近年来国内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写法不满意、有批评，认为是用历史来注释毛泽东著作。这种批评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３０年历史的本质是在人民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毛泽东思想；而中国革命因为找到了领袖毛泽东，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才用比预料的短得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问题三：《莫斯科宣言》起草和发表时，苏共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而中共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是怎么妥协的？

　　回答：这位德国教授的问题提得很专业，说明他是有深入研究的。我只是在为一位同志写回忆录做准备时接触到一些材料。我的印象，中共在起草《莫斯科宣言》时首先是坚持原则的，如关于批判修正主义，《莫斯科宣言》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分析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句话就是胡乔木在苏方提出的初稿上加的。毛泽东很赞赏。但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还是作了让步和妥协。如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还是照顾到苏共的观点。苏共中央代表提出，“宣言”应该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否则他们没法向苏共、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中共提交一个书面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中共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共的观点。毛主席同意。胡乔木是这个提纲的两个起草人之一。１９６３年９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第一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该文的“附件一”公开发表。

　　问题四：毛泽东讲的三七开，应该怎么理解？

　　回答：“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或者“倒三七”、“倒四六”等说法,都是约数，是总体评价，大体估计。就“文化大革命”来说，毛的估计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对此批评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二、2005年１０月１４日晚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