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多次提出“最大的政治”论断，将某一时期中心任务或目标界定为“最大的政治”，以达到统一思想、建构共识、凝聚力量的目的。“最大的政治”是在客观分析实践历程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对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方法与中国发展实际的结合，也体现了党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与时代主题变迁的契合。分析其历史演进逻辑，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也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发展阶段性特点的深层逻辑和转化规律。梳理“最大的政治”论断的历史演进，阐释其特点与价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最大的政治”论断的历史演进 

　　概念界定是逻辑分析的前提。考察“最大的政治”论断首先要明确何为政治。理解论断中的“政治”，不能局限在政治事件的行为、活动、过程等方面，而应从事物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去理解，核心在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抽离出最为重要的事物，并将其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或重点任务。质言之，“最大的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原则或价值导向，是指在阶段性或整体性历史时期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或议题，或是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利益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活动或事件。这种价值导向、问题或活动不局限在政治领域，以其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地位为标准而界定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论断是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认识成果在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深度演化，最终凝练上升成为一种理论化、概念化的政治话语表达。 

　　“最大的政治”论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与演进，体现了话语表达方式和思想认识的变化，从根本上反映了生产发展、关系调整、矛盾转化的内在规律，其独特价值在于将这种认识通过话语凝练升华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后，“最大的政治”内涵呈现出时代性变化特征，体现了党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本质、国家治理现代化认识的接续与深化。 

　　（一）“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从话语表达层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党的历史上，与之相似的话语表达有中共中央宣传部1932年提出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务”［1］、毛泽东1940年提出的“极大的政治任务”［2］和邓小平1950年提出的“主要政治任务”［3］、1956年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务”［4］等，体现了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这就需要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明确地提出了“最大的政治”这一论断表述。他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5］，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明确为当时“最大的政治”，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转向了“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政治”［6］。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邓小平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时指出：“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5］（p.227）他首次将“四个现代化”明确为“最大的政治”。同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阐明了界定“最大的政治”的依据，就是“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由此可见，“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有着明确而一贯的价值取向，“最大的政治”话语表达的转换则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人民群众意志表达综合作用的结果。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由于执政经验不足、国际局势变动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为考量“最大的政治”的标尺，这是对贫穷式社会主义、平均主义［8］（pp.64,155）的否定，反映出党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层面思考改革发展道路的自觉。二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最大的政治”考量标尺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检验标准；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置于首要位置，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践行群众路线的统一；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映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道路、确定工作重心的科学的方法论。“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反映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了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传播力、影响力、认同力。 

　　（二）“最大的政治”论断的话语表达多样化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最大的政治”论断是一种思想认识和理论的话语表达，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其演进的根本动力。“最大的政治”论断的话语表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日益多样化，最初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视为“最大的政治”，其后出现了新的表述方式并逐渐概念化、固定化。 

　　将“最大的政治”界定为经济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0］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7］（p.194）经济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四个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种表述具有本质一致性。将经济工作视为“最大的政治”与当时国内外形势有直接关系：在国内，人民生活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在国际上，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高度重视经济问题是遵循唯物史观的必然结果，将生产力发展置于优先位置，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遵循，也是回应现实问题的有效举措。 

　　将“最大的政治”界定为“四个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指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7］（p.234）这一论断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本质上是契合的，是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凝练和总结。“最大的政治”论断不仅是国内方针的进一步明确、政治传播与动员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世界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视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方针、政策，运用“最大的政治”论断的话语表达，增进了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思想理论的认识和了解。 

　　将“最大的政治”界定为“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7］（pp.248~249）这里的“总路线”或“政治路线”在表述上虽然不同于中共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1］，但是根本指向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江泽民继续坚持了这一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12］这种表述体现了与邓小平关于“最大的政治”论断根本内涵的一致性和接续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明确了发展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发展方式，改革开放理论明确了发展动力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开创到不断发展完善，“最大的政治”论断的内涵亦更加明确。 

　　（三）“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接续发展 

　　随着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党情、国情、世情变化的准确判断，中共十八大后“最大的政治”论断又有了新发展，习近平提出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4］等论断。 

　　2014年12月，习近平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3］这是对当时面临问题的回应，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映射。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5］这一论断强调了人心向背是关系全局、关涉根本、关乎命运的关键问题，阐释了将其作为“最大的政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2016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14］这一论断不仅对党的纪律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揭示出“政治”的本质，对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16］这一论断体现了党的人民立场，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秉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进一步发展了“最大的政治”论断，既是不同历史时期话语表达方式的接续与发展，又强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领域的价值引导。 

　　“最大的政治”论断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直接反映，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定，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体现在物质基础方面，还日益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领域。当前中国不仅面临着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以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以自身的发展有力回击“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以及“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论调。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要坚定自信和保持定力需要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要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回答好“最大的政治”问题和诠释好、传播好“最大的政治”论断是科学解决时代课题的重要内容。 

　　二、“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演进特点与影响因素 

　　“最大的政治”论断历史演进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中共十八大前，强调“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总路线”（即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将经济问题置于显著的位置；中共十八大后提出人心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更加注重对公平、正义的观照。这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直接反映，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同时在话语表达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其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协调互动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历史呈现阶段性特征的直接原因，推动党和国家主要任务或工作重心做出相应的调整，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关系的变迁。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也是“最大的政治”论断演进的根本动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四次主要变化，分别是中共八大、八大二次会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大。通过比较分析就可以发现，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并制定符合实际和规律的发展战略就能够取得显著成就，反之，偏离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知和判断就容易造成挫折、失误。 

　　“最大的政治”论断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定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坚持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始终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问题矛盾错综复杂。在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因此，中共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民心问题，致力于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体现了对“最大的政治”的科学把握。一方面，论断以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论断的科学表达为接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二）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直接相关 

　　“最大的政治”论断是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一种政治话语表达。工作重心是由客观社会现状、历史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但是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主观认识、实践转变的结果。确立工作重心是党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方式，能否确立合理的中心任务关乎党的先进性，决定着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就是当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重点任务或重点领域，与时代主题、发展现状有着直接关系。提出“最大的政治”论断，将对工作重心的科学认识、制度安排、战略规划转化为具有强大传播力的话语表达，有助于实现党的顶层设计、战略决策部署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密切衔接。 

　　纵观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客观分析矛盾、科学把握规律基础上确立的工作重心，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反之，则阻碍国家发展、损害人民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改革开放后，冲破错误思想束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十八大以来，突出了对民心的重视。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对民心的高度重视，都是党和国家关于工作重心的一种话语表达。 

　　（三）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度融合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入分析其话语体系主要包括三种来源，即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种文化相互融合，或以古语新解的形式呈现，或以时代化话语表达，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最大的政治”论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反映了共同的认识论，而且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相结合的话语表达，体现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是就革命文化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最主要的敌人和最可靠的盟友，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自觉运用，也为建设和改革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话语表达具有传承性，为“最大的政治”论断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基础。二是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话语表达不断多元化，为“最大的政治”论断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三是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新时代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论断，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而且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7］、“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18］等民本思想，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论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为文化认同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文化基础。无论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还是将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都是文化资源整合和话语体系交融的结果。 

　　三、“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时代价值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和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二者不是彼此割裂，更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前后衔接、辩证统一的。既不能用前者来规约后者，也不能用后者来质疑甚至否定前者。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从本质上来说，二者最重要的结合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有着相同的作用机制和现实功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最大的政治”论断彰显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民的需要具有历时性、具体性特点，因而推动着论断中“政治”内涵的不断变迁。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理想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中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在革命胜利之后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中共八大做出了科学判断，却在随后的实践中产生了偏差。改革开放之初，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论断，既是对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回应，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科学探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做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论断，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化、差异化，因此要关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要关注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层面的需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坚定“四个自信”，深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并将共享发展理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有助于提高发展的科学性、增强改革的针对性、促进治理的协调性。为此，要健全民意诉求表达机制、民意回应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夯实“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民意基础。“最大的政治”论断是由客观环境、人民需要、历史趋势所决定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最大的政治”论断的内涵和价值导向，将时代课题的回答、主要矛盾的解决、战略任务的完成统筹考虑。 

　　（二）凝聚改革力量和增进改革共识的内在需要 

　　“最大的政治”以凝练的大众化话语，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与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事业的凝聚力取决于事业的人民性。因此，“最大的政治”论断的价值就是通过话语认同增进价值认同，进而实现人民群众在对基本国情认知的基础上对国家政策和制度的认同。一方面是“理论掌握群众”［19］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是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也不是简单的话语表达形式，只有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被广大群众理解与认可，才能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必然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伟大事业。通过“最大的政治”论断可以帮助群众树立科学的政治观，从而凝聚起共建意识和共建力量，为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群众基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等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内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经济社会结构，也对改革共识造成一定程度的弱化或消解。提出并发展“最大的政治”论断有助于在增进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夯实改革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推动实施党和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要求 

　　“最大的政治”论断不仅反映了党和国家主要的政治任务，还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最大的政治”论断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长期性价值，不能将其庸俗化。当然，要科学认识不同阶段对不同层次问题的强调，对“民心”的强调属于价值层面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调属于理想目标层面的问题，对“经济建设”的强调属于总体布局层面的问题，对“四个现代化”的强调属于发展领域的问题。恪守“最大的政治”的原则要厘清不同层次的现实诉求，也要明辨不同诉求的适用范围和领域，关键在于将政治观的价值取向与现实回应结合起来，在把握一般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想目标的实现，始终以人民的需要和满意程度为转移，真正将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最大的政治”论断是一种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和认同力的话语表达，在思想引领、政治领导、群众组织和社会号召中具有独特作用。“最大的政治”论断作为一种政治观，也是一种政治动员方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民意诉求的积极回应，同时高度重视通过顶层设计不断增强制度供给，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了战略规划。“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论断既表明了具体的价值导向，又蕴含全面发展的要求，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制度的吸引力、政策的认同力，为党和国家战略布局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论断内涵的不断丰富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接续与传承。“最大的政治”论断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智慧。确立并发展“最大的政治”论断，有助于增强对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政治动员和资源整合内在机制的认识，有助于科学认识新时代长期性任务与阶段性任务、整体任务与局部任务、根本任务与具体任务之间的关系。“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和内涵演进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启示，要科学把握“最大的政治”论断提出的方法，恪守其中彰显的基本原则，并将“最大的政治”论断与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紧密结合，实现政治观念向政治实践的转化、价值追求向制度安排的转化、民意回应向政策设计的转化，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引文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页。

　　［3］《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5］《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1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4页。

　　［13］《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14］《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

　　［16］《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

　　［17］《尚书·五子之歌》，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51页。

　　［18］《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19］《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作者简介］杨彬彬，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马玉婕，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学院，102488。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