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有感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无疑居于核心位置。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儒家思想浸润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政治伦理三个层次上塑造了国人的文化心理。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热潮，尤其是儒学复兴热中，从不同层面认识儒家思想，对于文化传统的扬弃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学说与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一样，都包含很多劝人为善的道德训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基督教提倡的“博爱”，佛教提倡的“普度众生”，可谓相辅相成，异曲同工。同样，儒家所主张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个人气节观；以及“未知生，焉知死”、“不语乱力怪神”现世主义态度下的“志于道”，“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好学精神，在道德修养，人生信仰两个层面上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资源。

　　但作为与农本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它与现代民主法制理论的尖锐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按照儒家政治伦理传统，“有德者宜高位”，“有德者王”，执国家权柄之人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有德之人；这样的人就是“真命天子”，而“真命天子”对“天”负责，秉承上天意志，为民立极，化育苍生，具有“大公无私”的至上品德，其榜样是传说中具有至上美德的尧舜。这是一种以应然性为前提的“一相情愿”的主观设计，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它忽视了一个必须面对的实际：人类无论具有多高的理性，在本质上都不能完全脱离与“禽兽”无异的兽性。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反杜林论》）恩格斯所说的“兽性”是指人的自然状态下的“本性”，其表现即与“禽兽”无异的原始的本能“欲望”，大致说来，这样的本能欲望主要表现为：生存欲、性欲、支配欲（权力欲和贪物欲）。其他各种欲望皆本自这几种原始欲望。

　　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中，这些与“禽兽”无异的欲望无时不在。然而，动物与人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欲望满足即可停止，如食肉动物的捕猎只是以饱食为限，不会滥杀无辜；而人类则不然，欲望的膨胀与权力的增长成正比：普通民众虽有欲望，但欲望受到的限制最多，故其欲望释放的可能性最小，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最小；在专制制度下，权力越大，欲望所受限制越少，故释放的空间越大，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亦越大。官场之人之所以“欲望横流”、“欲壑难填”，其原因在于权力为掌权者提供了不断扩张欲望的空间。

　　儒家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性善说”，相信为政者自然地具有清廉美德的倾向，所以对于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的要求，便是以圣贤为榜样，在内省修炼上做功夫。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从未出现“皇帝犯法与民同罪”的观念，绝非偶然。法家虽主张“性恶论”，但也同儒家一样尊崇“神圣皇权”的信念，将“天子”排除在“性恶”之外，同样没有“皇帝犯法与民同罪”的观念，故其所谓“法制”，乃是“受命于天”的皇权以严刑峻法辖制“性恶”的民众，结果是手段更为暴烈、残酷。因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的政治伦理，落实到制度的设计上，暴露出的致命弱点是：从来没有预防皇帝腐败的制度建构。而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最高权力的控制者，皇帝本身的欲望的释放是绝对的，皇帝的腐败也是绝对的；随皇帝腐败而来的整个官僚制度的混乱或腐败也必然是绝对的。因此，儒家思想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一旦付诸政治实践，大多面临碰壁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