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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历史观阐析“三农”百年史——评《百年“三农”: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
发布时间: 2022-05-07    作者:冯开文    来源:中国财经报 202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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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历史观阐析“三农”百年史

  ——评《百年“三农”: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

  “三农”问题至关重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解决“三农”问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撰写的《百年“三农”: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较好的回答,是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求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动求新是学者的使命,但求新之路困难重重。本书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呈现出整体性的主动求新态势,不仅表现在分析框架上,也表现在具体观点和素材方面。

  五个维度构成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百年历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把握好相互关联的农民维度、中华民族复兴维度、现代化维度、生产力维度、国际维度等战略维度。本书从这些维度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论证。

  农民维度。本书指出,分析这段百年历史首先要有农民维度。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紧密相连,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奋斗进程中,始终从为人民谋幸福出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也作为革命成果的最先受益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手段保障农民生存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想农民之所想,坚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都要发展,毅然决定在农村领导农民建立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避免了农民再度陷入贫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把激发农民首创精神与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取消农业税等重要惠农措施,实施一个都不少的脱贫攻坚战略。

  中华民族复兴维度。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为农民谋幸福的同时,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既保护了农民、巩固了工农联盟,又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提高农村科技文化水平、支农惠农等措施,使农村发展起来、农民富裕起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农民富起来是中国富起来的基础。

  现代化维度。本书指出,我国的“三农”问题,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纯粹的“三农”问题,也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三农”问题,是与以工业化推进为特征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势必要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视角进行总体把握,统筹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期,促使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相互促进。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维度”,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生产力维度。本书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动态变化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同,“三农”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针对农业养育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也“因时制宜”作出了政策调整,形成了不同的政策体系。比如,前期的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农产品统派购政策、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后期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国际维度。本书认为从这个维度可以看到1921—1949年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包括“三农”的直接和间接干预,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对策和作出的努力,可以看到中国加入WTO后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等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将学习到的国际经验进行本土化的应用和创新。

  这五个维度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维度之间呈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感,比如中国层次和国际层次,最终目标层次和发展过程层次,局部层次和整体层次。这些层次设计,使研究更加立体,从而增加了研究深度。

  这五个维度正是大历史观的体现。虽然学术界对于大历史观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至少这些思考是值得借鉴的:不能囿于、陷于短期的历史中,而要从长期的历史变革中探明轨迹、找到规律,和现在、未来相联系相对照形成观点;不局限于一个角度,而要强调事物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重视比较分析,包括古今中外的比较、理论与实际的比较等。史学界关于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都呈现出运用大历史观的趋势。据我所知,关于世界经济大分流的研究进展,就是一个不断靠近大历史观的过程。显然,该书的选题很适合采用大历史观进行分析——时间段足够长,历史事件、变革过程等都足够复杂,对今天的影响举足轻重。基于多维度大历史观开展分析,正是该书最重要的新意之一。

  同时,作者还探究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比如“三农”问题与现代化、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本书也进行了很多比较研究,比如指出百年“三农”与传统社会的“三农”不同,也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的“三农”问题有差异。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后作者指出:“从生产力维度考察‘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完善,是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政策复杂演变的钥匙。”这种概括性总结,当然也是大历史观的重要体现。

  但分析维度也有可商榷处。其一,现代化维度和生产力维度可以合并,统称为经济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相伴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因。现代化或者工业化,在中国虽然有其特殊性,也仅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个维度存在很明显的交叉,合二为一更为严谨。其二,缺乏了制度维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改革法》等都是制度,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农业合作社制度也是制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三农”问题的。当然书中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这个维度,并未忽略相关内容,比如提到了户籍政策、农产品统派购政策、农业生产合作化政策。

  力求在分析中形成新的看法

  如今,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火如荼。要想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研究创新,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基于对本领域的持续深耕,作者在观点上的创新很多,仅举几例。本书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依赖统一起来,这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个观点比较新颖,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农民、为人民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不是通过利用农民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满足农民拥有一份田地的夙愿等方式真正赢得农民。农民的拥护又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壮大了革命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本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充满着灵活机动性和“因时制宜”特性: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养育工业,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后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实现了“大仁政”前后周期的顺利转换。这个观点不仅在“大小仁政”的争论中,旗帜鲜明地认定中国共产党的以农助工政策是“大仁政”,而且指出中国共产党会因为农民的不同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大仁政”政策,从而将支农惠农的一致性和灵活多样性统一起来。

  本书对一些研究误区和“疑点”进行了辨析。例如,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先给予农民土地后又实行集体化,先实行集体经营又回到家庭经营,后来再度推进合作制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些变化都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生产力的不同水平进行分析,才能得到辩证的、客观的观点,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从而避免了因为没有对不同生产力水平等因素进行充分的分析考察而步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逻辑推导误区。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借鉴国际经验的重要成果,指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借鉴但又不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做法——没有照搬苏联实行土地国有,而是实行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现了由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重大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末,借鉴南斯拉夫农工商综合经营经验,在小范围内试行农业向产前、产后延伸,这是后来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先期实践。

  此外,本书对百年“三农”历史进行了多视域研究,其中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学视野。如前文所述,本书强调的五个维度不仅是经济史、经济学维度,也是政治经济学维度,是战略维度。作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也始终不忘考虑政治因素。百年“三农”史涉及很多问题,不能单从某一学科进行分析,也不能仅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这些分析很有见地,切合命题本身,也利于追求历史真相、正确揭示历史。比如大小仁政之争、农产品的统派购等,都不能仅从民生角度或成本收益角度简单地下结论。单一视角下做出的结论,会是粗暴的,甚至是错误的。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不仅有历史研究价值,也有实践价值。书中选配了很多反映实践细节的图片,呈现了众多生动形象的历史场景,体现了作者进行了扎实的社会调研活动。这也使历史研究结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作者通过将历史研究拓展到实践领域,使研究更加丰富,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创新做法。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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