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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 六大” 会址： 莫斯科近郊。
“六大”后党的最初实际领导人是蔡和森，后来是李立三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认为大革命及一系列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共领导层知识分子成份太浓，需要加大真正无产阶级出身的份量，于是中共“六大”开创了“唯成份论”的组织路线，强调工人出身，选出的中央正式、候补委员36人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党的“负总责”（习惯上仍称总书记）。
由于向忠发思想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最初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1928年9月，回国后的蔡和森，因顺直（北京与河北）省委的处理问题受到牵连，再加上气喘病发作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这样蔡和森的工作就由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担任，并成为实际领导人。
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又是李立三、瞿秋白
1929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因周的威望、资历和能力都超过李，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制定新的中央工作计划，于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就成了中央工作的主持者。1930年3月，周恩来被要求到莫斯科汇报工作，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了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本来个性好冲动，外号“坦克”，而此时中国正发生冯、阎、桂与蒋之间的中原大战，导致民不聊生、民怨载道，这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李立三错误地认为革命时机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的武汉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不顾共产国际的反对并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擅自公布这一计划，甚至向共产国际与苏联提出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去准备战争，以配合中国革命，这些因素加上李的盲动，导致党和红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斯大林对此大怒。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撤销了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1930年9月—1931年1月，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掌握中央实权，赴苏联后又把权力交给支持其“左”倾路线的博古（秦邦宪）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陈绍禹）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虽未入常委，但因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支持，开始掌握中共中央的实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在米夫操纵下，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王明同米夫指定博古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负总责”，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博古被撤销中央“负总责”职务，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他作为党的“负总责”，博古仍为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摘自2013年第3期《世纪桥》李恩侠 侯建华/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