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中国模式”有关的国外的研究和讨论看，如果仅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表面经验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有精神，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制度。目前对“中国模式”的科学内涵仍然处在争论、摸索阶段，尚未出现一种可被各方面共同接受的解释体系。我认为，“中国模式”的主题是认识当代中国，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下来认识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根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经历了90余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坚持走中国自己的路。理解新中国30多年改革、60多年建国以及近代百年富国强兵的历史道路，解释中国崛起的内在缘由，讨论“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不可能不面对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奋斗，不可能不面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不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创新与变革，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西方的“美国模式”、东方的“苏联模式”，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拉美模式”、“巴西模式”、“印度模式”等众多模式，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模式各有其利弊。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模式”，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一模式主要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功，但从其根本指导思想来看，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能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而清晰地解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崛起，因为这些成就本来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之中，使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性，适合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实现了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提出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中国现实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结合，开启了在落后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历史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新中国，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塑造了56个民族统一起来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建国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体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和国前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格典范、道德理想与价值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即用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江河湖海进行了大规模治理，在全国范围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完成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和最迅速有效的扫盲和文化普及，培养了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素质科技队伍。针对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局面，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建立了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空间。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政治、经济、科技、伦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成就，为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卓越理论成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了上面提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全过程，在中国模式的各个方面都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作用。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探索成果，体现了他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路。[1]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搞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特别是把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像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个从世界范围内就很了不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20年中，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这方面的贡献的话，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成果就要大打折扣。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角度分析，其根本指导则更加清晰。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上，突破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项战略部署。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客观看待共产党的时代任务、历史方位、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特点，注重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坚持以历史、具体和实践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观点和论述，克服僵化思维和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注重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这些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从根本提供了思想指导。

　　二、“中国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和内容。

　　从“中国模式”的政治道路看：“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认为应该对中西方的政治模式进行深刻比较。比较的意义在于批评教条主义，澄清差异，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构建了一个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当代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4）独特的分工制衡机制。这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了目标和组织手段的先进性，在中国当代建设事业上依然体现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尚存许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世界留下如此众多和非同凡响的奥运遗产，光用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而“举国体制”无疑是这一切奇迹中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在这次奥运会中，单单是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企及。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的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政治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

　　从“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经济模式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以家庭和社区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国家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是我国经济的两只脚，保障经济安全，让我国经济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至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沉没。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模式，摧毁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