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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发布时间: 2012-08-27    作者:齐卫平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201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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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这个新命题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同时也是新阶段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要求。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升华。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科学性来源于其理论依据的科学性,提出这个命题的思想基础是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观点相一致的。这个新命题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辩证唯物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它以丰富的基本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价值。时空观是辩证唯物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人们揭示的是一种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时空”定义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即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形态都表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时间和空间是观察事物的两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包含着两个最核心的精神:其一,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事物发展的不二法则。辩证唯物论思想认同一个真理,人不能两条腿同时踩在同一条河流的水里,说的就是事物发展永恒性的意思。时间和空间构成事物发展永恒性的两个变量,它们的变化决定了事物永远处于运动状态。其二,任何事情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又都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即使“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P131因此,把握历史现象和社会规律,必须坚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P401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现的是思想运动的事实,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变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思想运动的进程中找到其“存在的基本方式”,缺乏时代感的存在方式必然失去其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鲜明命题与辩证唯物论思想相吻合,时空观是这一命题的理论依据。

  第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任何主义、思想的生命在于运动,坚持发展是理论价值得以延续下去的定律。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可贵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僵硬的教条,它必须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这一立场既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所强调,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保持着今天的鲜活生命力,正是因为后继者始终坚持和发扬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从理论转变为实践,毛泽东将欧洲氛围下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邓小平将千篇一律的传统社会主义僵硬模式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模式,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的理论创造力使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的理论成果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结出的硕果。这些理论成果一方面紧密地结合各国的国情,另一方面鲜明地展现时代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时空的变化中始终保持着实践价值。“《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3]P12“与时俱进”中的“时”,集中凝练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时俱进”中的“进”,集中凝练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跟随时代前进,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正是建立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上。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个命题,既承续了党的一贯思想,又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理论创新构成各国共产党实践的重要内容。正是层层推进的理论创新,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后仍然焕发着生命的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演进,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追随时代前进步伐的思想足迹。在深化认识和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它的创新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提出的实践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命题不仅有着内在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呈现的是一场置身新的时代环境、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尝试新的模式探寻和面对新的问题挑战的实践运动,其深刻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当前,世界形势“大变化大发展大调整”,国内变化之深刻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指导这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要求,就会减退甚至失掉其思想武器的价值。

  首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执政考验看,自从世界上有了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事实以来,执政考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严峻过。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社会主义一下子跌入低谷。同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现象接踵发生。这样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来说,确实“世所罕见”。从改革开放考验看,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史无先例的深刻革命,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矩。改革开放风险很大。一方面,这是一场创新实践,既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又必须坚持“老祖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改革遭遇曲折、动荡和失败的教训很多。显然,改革弄得不好就可能翻船。从市场经济考验看,社会进入全新的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社会转型性的深刻变化,党的执政面临的是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如何在一个生产资料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棱化的社会发展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成为艰难的任务。从外部环境考验看,情况变化之复杂、局势演变之多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超出了人们习惯之想象。我们必须应对世界无核问题争端的复杂局势,必须应对恐怖主义和“藏独”、“疆独”分裂势力的严峻挑战,必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辐射冲击,必须应对“轮胎特保案”等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关卡,必须应对二氧化碳减排等事关全球气候的生态危机等等。总之,这“四大考验”挑战着党的适应能力,也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的适应能力,中国共产党只有使自己的指导思想以时代化的面貌出现,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

  其次,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政党的面目亮相历史舞台的,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是它的永恒价值诉求。中共十六大部署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共十七大部署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都是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实践,对于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始终顺应时代的潮流,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4]P5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它不以执政为目的,也不以阶段目标的实现而满足。神圣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跨越一个个阶段、经历不同的时代、承受各种不断变化的考验。只有在形势向前推进中不落伍的政党,才能永不停滞脚步,从而实现党的先进性与时代发展相一致。党的先进性是由理论和实践共同打造的,从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的角度说,理论的先进性至关重要。这就是历届党中央领导人都将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原因所在。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先进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现时代化的过程中才能使共产党的先进性延续永恒。

  第三,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向前推进,伴随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理论创新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实践。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这一实践的基本要求。从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中共十七大构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轨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党中央对这些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加以定位的。这里,马克思主义前面的两个限定词,“中国”指的是地域,而“当代”显然指的是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生动体现。作为一种思想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全部内容。作为某个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又有着各自的内容和体系,因而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循序渐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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