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就会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一定的方向前进。发展观又是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每一种发展观的提出都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从实践探索中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是对其执政治国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的结果。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结晶和深华

　　发展是人类具备了生存的物质保障之后提出来的新的需求，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说和“人口爆炸”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另一方则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20世纪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做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创建的人力资本理论和70年代佩鲁提出的总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新发展观，都是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旨归，都是对以往过分强调物质资本作用的发展观的重大修正。其实，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了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

　　我们党历来就重视统筹发展，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方面认识的集大成者。但是受时代的局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注的重点还主要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并且不恰当地夸大了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当时我们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集全国之力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确立工业化基础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错把手段当成了目标，因而延误了经济体制的转换，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地领导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全面的发展。但是，这一代领导集体关注的重点依然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通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成功地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带动城市居民实现了小康，一部分居民实现了富裕；与此同时，市场所固有的外部性问题也陆续显现出来了：一是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而非集约式的，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趋势不断加重，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二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内需的作用不够有力；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转换不够及时，在社会公共品供给方面出现了政府不到位和市场化过度问题，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威胁。鉴于这些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转变发展思路，变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次年，江泽民同志又先后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阐释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还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阐发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简称“论十二大关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此后这一思想便成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方针，并且在中共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认为要在本世纪头２０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抗击非典斗争的重要启示，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今后的发展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可见，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观念，是人类发展观演变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是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如果说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对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次否定，那么，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到确立科学发展观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对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还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不同时代的发展观都是从其所处的时代的需要与可能出发的，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同样有赖于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我们所具备的综合国力的准确把握。

　　李文《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