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贫困、促进国强民富的思考和努力

　　中华民族是带着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是近现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摆脱贫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泽东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做了极大努力。

　　建立消除贫困的制度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主张通过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950年6月28日正式通过。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他们积肥打井，添牛买马，精耕细作。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44.8%。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新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资金、耕畜、农具缺乏或劳动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为了克服一家一户生产所遇到的困难，真正造福农民，毛泽东又要求打破小农经济的桎梏，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消除贫困的唯一正确出路。他强调：“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向全国发布，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按语中，他指出：“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同时，我国也基本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新中国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坚强保障。

　　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但是年轻的共和国面对的是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烂摊子，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加上工业建设经验不足，相关人才缺乏，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举步维艰。

　　基于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建设重工业不仅需要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而妨碍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由此，工农并举、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开始形成。

　　尽最大可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

　　毛泽东反对只追求经济发展不顾民生的做法，主张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注意照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他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在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

　　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当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工作者下乡，为农民送去医药。巡回医疗队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1968年，毛泽东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在全国掀起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在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教育深刻影响人的发展，也是反贫困工作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5年，毛泽东又强调：“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6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实际上降低了因教育致贫的概率，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之成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力量。

　　设定中国消除贫困的目标，希望早日消除贫困，实现国强民富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变化。但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还不可能很快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希望早日消除贫困，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因此时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摆脱贫困的愿望越来越迫切，领导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设想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让全国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遭遇了不少挫折。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无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泽东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编审）

　　（来源《北京日报》2022年7月18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