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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世界和平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发布时间: 2020-06-28    作者:李珍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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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大局,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期待,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关于世界和平的理论。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与奠基者。他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对一系列相关基本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和平”这一命题的论述,获得了更深入的理论展现与更丰富的实践积累。

  一、 世界永久和平:以战争消灭战争

  一般说来,“世界和平”指人类社会的非战争状态。历史上,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状态,由此带来了人们对和平事业的持久关注与不懈追求。近代以来,资本的扩张冲动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世界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就已经对未来世界战争爆发的方式及其对旧秩序的破坏、对社会革命的推动等情况,作出了天才预见。在前人基础上,毛泽东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从“永久和平”“持久和平”两个不同层次展开的。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是毛泽东世界和平理论的核心。他提出,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1936年,在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作第一次系统论述时,他称战争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几千年来,这个怪物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二战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争取独立和解放,“为永久和平而战”,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为上”的外交原则,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的和平愿望。他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可见,在他关于世界局势的思考中,“和平”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样的和平观,既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论,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和平理念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说过,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它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与马克思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角度立论不同,中国传统和平思想把“和为贵”的道德观推及对外关系,提出“亲仁善邻”“务共安人”等认识。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演变、生生不息,这些认识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坚守的价值观念。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和侵略,人民遍尝战乱之苦,对和平的渴盼尤为迫切。这些都成为毛泽东格外重视和平的思想动因。他早年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这个朴素的理解,反映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平观进行融合的努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把这个理解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所谓“世界永久和平”,意味着战争的彻底消除。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运用,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战争理论。把社会制度变革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与基础,是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毛泽东认为,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和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所以,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才可能到来。

  对于达致永久和平的具体途径,毛泽东也提出了设想:战争虽然令人痛恨,但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却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这一设想的内在逻辑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正义力量的觉醒与团结。被迫拿起武器的被侵略者的暴力革命,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崩溃。这一过程艰辛曲折,但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将使世界不断接近于永久和平的实现。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因而,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规模越大、越残酷,卷进去的民族越多,时间越长,人类遭受的痛苦越大,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就越近。等到战争毁灭了剥削阶级本身,人类的永久和平就实现了。这些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达致的理想状态。这样,就必然引出另外一个更为紧迫、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社会主义能够为当下的世界和平做些什么?毛泽东关于“持久和平”的思考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人类依然面临战争与动荡的威胁,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痛,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局面,争取发展机遇,创造稳定繁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急需和平环境以开展各方面建设工作,西方国家也需要和平环境来调整经济、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对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和平大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世界持久和平:新的战争能够制止

  有了和平的主观愿望,并不意味着和平会自然到来。在阶级社会,世界和平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相对理想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大量艰苦工作,综合协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因素,来保持和巩固这种状态。毛泽东作出这种努力的出发点,是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二战结束前后,他多次提出,“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肯定的战略判断,其依据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一是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时代特点的这个变化,是人心向背所致,更是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一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受到压缩。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认为,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改变,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必然会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广大人民的斗争将会保障世界和平。“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如果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东西方会连成一片,西方国家只会不断被削弱,“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因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平是大势所趋,“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这个时代特征,是人类得以选择更为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基本前提。

  二是美苏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两国之间打不起来。世界大战能否打、怎么打,大国关系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战结束,美苏从短暂的合作转向对峙,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指出,“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因为美苏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和平。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主要矛盾的重心并不在美苏,而是在美国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即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是真的发生战争,美国首先要侵占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后来,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他从未动摇过这一观点。20世纪60年代,根据美苏争霸的新情况,他提出并完善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理论。虽然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立足点不同,但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其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广大的处于美、苏两极中间地带的国家,是阻止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

  三是西方世界内部不团结,存在种种矛盾和困难,“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毛泽东始终认为,经济实力并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唯一因素。“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长期观察,他得出结论,西方世界总体来说实力强大,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中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与斗争,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以及垄断资本本身,都有内在的矛盾,有其两面性,“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美国以邻为壑,对自己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这种一家独大的客观情况,使西方世界新的大国争霸格局短时间内难以形成,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力量提供了可利用的宝贵机会。我们可以在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的空隙中,找准突破口与切入点,以争取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局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增加了,但这种估计并没有上升到世界大战的层面上。他晚年之所以说“绝不相信持久和平”,一是指反对大国以“持久和平”为幌子对其他国家的侵占与干涉;二是指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可能演变为战争;三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发动战争以争夺世界霸权。无论哪种意义上的认识,都指的是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在未来的必然性,而不是断言世界大战在当下的不可避免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70多年。在这70多年中,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但始终在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曲折前行,其基本原因,离不开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几个方面。

  三、国际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要把和平的客观趋势变为现实,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必要前提。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均起因于西方大国的霸权争夺。他们崇尚强权,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据实力对比确定外交政策与外交秩序。在这种观念下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无疑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为建立与巩固持久和平,就必须提出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映各国人民利益诉求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由我国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样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为这一原则的形成、推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是毛泽东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主张的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则。1945年4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强调了互相尊重独立、平等地位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1949年1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他又提出了“不干涉内政”的要求:“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这年4月底,在就“紫石英号事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写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形成。1953年底,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就西藏问题谈判时明确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的。在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很快与印度、缅甸达成协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它反映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中华古代智慧,既代表着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的利益,同时又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和平潮流的基本方向,体现了所有爱好和平、愿意和睦共处国家的基本诉求,因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一经提出,它就迅速得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影响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动工作。

  一是明确它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5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专门加写了这样的内容:“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这段表述,集中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和主要目标,表达了通过五项原则的贯彻来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基本主张。

  二是提倡把它作为处理所有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公布之后,毛泽东在会见英国、缅甸、印度等国客人时,反复强调了这样几点:第一,不同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第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愿意,我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和平共处;第三,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亚洲国家,而且应当“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即是说,不论什么制度类型、什么具体情况,所有国家之间都应当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三是推动采取切实步骤落实五项原则。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讲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是一个大发展。五项原则适合我国情况,也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坚持五项原则符合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带头发挥作用,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它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还就相关理论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主要是针对“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的实力决定论,指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关系中应该一律平等,“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对于“干涉内政”,毛泽东也作出了明确界定。他说,不能以政府是否愿意作为标准,要看问题的性质。履行盟约派军队抗击外来侵略、派教授和专家帮助搞建设,不是干涉内政。但是,“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介入“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等,都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属于干涉内政。这些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依据,是对丛林法则更具体、也更彻底的否定与批判。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循,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四、战争与和平:警惕可能的战争威胁

  毛泽东主张世界和平,追求持久和平,但绝非不讲原则、不讲条件的和平主义者。他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和平的另一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发动战争,所以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有所准备,以免陷入被动。

  没有对战争和战争规律的透彻把握,就不可能有对世界和平的科学认识。毛泽东对战争必然性的认识,除了来自前述战争根源论之外,还来自对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哲学理解。以往的思想家们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相互否定、相互冲突的。毛泽东则认为,这种认识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两者既有对立性,又具有同一性。与所有的对立面一样,它们也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阶级社会,战争实际上就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时期酝酿着战争,战争中间同样酝酿着和平。这一辩证观念,使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问题的探讨,总是与战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哲学认识和历史规律阐明的是战争必然发生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它爆发的现实可能性。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现实考虑,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虚假和平”的存在。所谓“虚假和平”,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侵略、压迫别国的目的提出的假和平主张。这种“爱好和平”,和被压迫民族的爱好和平完全不同,其实质是让被压迫者服从、认可压迫者的统治,服从、认可弱肉强食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比如,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要占领中国,让中国不要抵抗。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目的就是和平,坚决抗战就是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就“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在当代,打着“和平”旗帜的战争企图并未消失,帝国主义仍然“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虚假和平”一方面的表现,也是其易于辨别的一面。

  对于“虚假和平”的另一方面表现——和平演变的揭露与批判,是毛泽东理论上的新贡献。他认为,这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不那么容易辨别的和平“陷阱”。帝国主义在和平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其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他们所讲的“永久和平”“持久和平”,都是表面文章,“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1975年,他还就美苏争霸前景作出预测,认为“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将是极不安宁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看法。苏联最终被美国、也被自己所描绘的“永久和平”幻象所迷惑,在毛泽东去世后仅仅15年,就上演了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

  二是局部战争有爆发的可能。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毛泽东认为,世界主要战争危险来自头号强国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倚仗军事实力到处伸手,除了争夺领土之外,还通过在经济上剥削、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占领别人的国家”“抢夺各国市场”“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等方式进行扩张侵略,不断激化国际矛盾。美苏争霸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威胁更多来自两国争霸,苏联也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因而,虽然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但要有准备,“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主张,我们争取和平,但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应当对战争的性质作出区分,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同时支持并积极参加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别无他法,只好以战争反对战争。“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立足于不打仗,同时准备打仗,“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两个方面都考虑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空谈“爱好和平”,以妥协退让来避免战争,是十分危险的。要研究战争,准备应对战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敢轻言战争,进而放弃侵略企图。“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这样的认识既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底线思维的突出反映。

  也正是从“以战止战”的思想出发,毛泽东坚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战略核武器。他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大国之间在战略武器上的相互制衡,是遏制战争的重要手段。但是,武器制衡并不等于军备竞赛。中国的军事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更不会对无核国家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极富远见的认识,使中国获得了战后的战略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局面。

  战后7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然不断,世界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毛泽东的思考对于今天分析、判断、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维护和巩固世界持久和平,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

  五、中国的作用:走和平发展道路,担当世界和平责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历来是把实现这个初心和使命的过程,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抗战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就郑重表明,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将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

  一是高举和平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政治上完全独立、经济上自力更生的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毛泽东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作为头等大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和犹疑。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但彻底清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毫不屈服于美、苏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霸权行径,与其做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成为霸权主义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碍。

  二是做负责任大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中国富强起来。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富强来自自力更生、和平发展,而绝不靠恃强凌弱、侵略他国积累财富。毛泽东用“大而可亲”来形容未来中国,他说我们“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针对有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会称霸的担忧,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不搞实力原则。中国的强大不构成对任何和平友好国家的威胁,只会增加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而不是损害它。“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王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充分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强决心和正义立场。

  三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世界和平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这个战线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同时努力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加强自己,是指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支持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努力巩固、扩大和平民主阵营。争取人家,是指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同一切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力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后来,随着“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国际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苏、美两霸,以维护世界和平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是尊重他国主权,不输出革命,不干涉内政。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为避免大国主义倾向,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尊重他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他说,在同其他国家相处时,要谦虚谨慎,不要自以为是,不要盛气凌人。在政治上,“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输出革命,“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我们对朋友的帮助是真心诚意的,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核心就是“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这些原则要求,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

  五是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加强合作交流。为争取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新中国在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抓住一切和平机会,与西方国家建立起交往。毛泽东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都要和平,不愿打仗”,“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所以彼此都有合作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之间的各种障碍,为世界提供重要的和平支撑。“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1961年2月,他对来访的密特朗提出,只要能做到互不干涉内政,“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是可以拆掉的。1975年,他就中美关系提出,“希望以后两国友好”,并亲手开辟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这说明,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加强西方国家的交往合作,在毛泽东那里是辩证统一的。正是秉持既坚持原则又务实灵活的外交策略,中国先后与法、英、日、西德、美等西方大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在为自身赢得有利国际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不断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问题的理论认识,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看待世界和平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和平。同时,他又充分发挥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超越意识形态局限,以尽可能扩大和平民主阵营,抓住机会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体现出科学驾驭全局、辩证处理矛盾的高超领导艺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突出特点,以及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也随着新中国实力的增长,深刻影响并不断推动着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与自然延伸。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冲突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丰富营养和历史智慧。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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