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历经了“站起来”“富起来”的曲折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向“强起来”的阶段挺进。与此相应,中国解决了“挨打”“挨饿”的历史问题。但在新时期,却遇到了“挨骂”的新问题。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包括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及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都谈及并强调了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特别要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无疑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当时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者。今天,我们要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就必须尊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并以之为基础进行开拓发展。毛泽东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十大贡献。

　　一 毛泽东与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语境

　　话语是离不开历史语境的。从话语分析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首先必须确立话语主体,也就是由谁说话的问题。话语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需要跳出二元论的视野,不能将它简单等同于物质或者精神,它既离不开物质,又离不开精神,是精神和物质融合的结果。一定的话语体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又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基础。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有其基本前提或历史语境,在这方面,毛泽东至少作出了三大历史贡献:一是确立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二是奠定中国话语体系的物质基础;三是奠定中国话语体系的精神基础。

　　第一,确立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有了新生命,有了主体性。这标志着中国话语主体的确立。在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皇帝的话语就是国家的话语,皇帝是话语主体。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华民族一度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主体。没有中国话语主体,是不可能形成中国话语体系的。青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开启民智,培养新民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成立了新民学会。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团结工农,教育民众,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殚精竭虑。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呼声,掌握了抗日战争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与自己的主人,从而成为中国话语的主体。中国人民有了坚定的自信,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①这是毛泽东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所作的历史贡献之一。

　　第二,奠定中国话语体系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完备的工业体系,锻造了一支经过血与火洗礼的人民军队,奠定了中国话语的物质基础。话语体系从来不能够脱离一定的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洞的与没有力量的;话语权也是以一定的实力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硬实力就不可能有话语权。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以一定的物质实力为基础的,包括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迅速从革命转向了建设。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政治方面,通过整风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战斗力;在国际上,中国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大力支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军事方面,把军队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敢于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毛泽东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所作的又一重要历史贡献。

　　第三,奠定中国话语体系的精神基础。话语是语言的实践,话语体系是意义的表达系统。不表达意义的话语是不存在的。中国话语体系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观,事关中国话语体系的存废。毛泽东通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中国话语体系奠定了精神基础。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话语体系的灵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形成了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帝王的话语被尊称为圣旨,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绝对的权威。以之为基础,形成了至上而下的话语秩序,相应地形成了等级严密的官本位的社会结构。这套话语体系维护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虽然这套话语体系在近代越来越为时代所不容,但这套顽固僵死的话语体系,却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从内部瓦解。直到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后,它才逐渐被从外部打开了缺口。但随之涌入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却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传播团结、民主、平等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从此,中国话语体系有了新的精神基础。中国有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话语体系的转型。这是毛泽东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

　　二 毛泽东与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资源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丰富的话语资源。毛泽东对探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资源有两个方面的历史贡献:主张从实践中吸取话语资源和对古今中西的话语采取批判吸收的科学态度。

　　一是从实践中开掘中国话语资源。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与实践生涯中,他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并专门写就了脍炙人口的《实践论》一文。在毛泽东看来,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发展过程。如果从这样的认识论出发去看话语体系,就不难得出,作为语言实践结果的话语体系是源于实践的,话语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必须根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话语的真假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抗日战争时期,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抗战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论析抗战的文章,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创建了自己的抗战话语体系,打破了敌人的话语封锁,引领了抗战走向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体系,并通过革命话语传播革命的真理,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构建起“三大改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话语体系,进而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总的看来,毛泽东主张实事求是,从实践中吸取话语资源,这些思想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对古今中西的话语资源采取科学态度。现代中国话语体系不仅仅只是实践的话语表达,而且也是对古今中西的话语资源进行批判吸收的结果。毛泽东在谈论中国现代化和文化建设问题时,反复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能关起门来,不闻不问,而应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同样十分重要。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必不可少的。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在谈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②这三方面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及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话语资源,毛泽东始终坚持批判地吸收。他反对教条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西方的洋教条,还是中国传统的教条,都始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他主张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西方文化,他反对言必称希腊,主张批判地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他主张去其糟粕,吸取精华。毛泽东对古今中西话语资源的态度和方法,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三 毛泽东与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从话语体系的内容来看,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包括日常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与政治话语体系。其中,日常话语体系是表层,学术话语是中层,政治话语是里层,三个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毛泽东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基本内容的构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贡献。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心构建日常话语体系。日常话语是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日常话语体系虽然常见而不引人注意,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体系。从社会现代化的层面来看,日常话语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日常话语的现代转型,是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历史上,由于中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形成了一套极为稳定的日常话语体系。这套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划分等级秩序的官本位日常话语体系,使中国社会现代思想启蒙变得十分困难。虽然明末清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依然十分缓慢。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中国现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都是极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体现在思想启蒙只局限于上层社会和少数精英阶层,对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来说,现代思想启蒙还只是一个神话。直到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新航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官本位思想,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要求用老百姓听得懂的白话和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始终把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的头脑、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一分为二”“团结”“互帮互助”“平等”“劳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解放”等马克思主义概念逐渐大众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要素。这套日常话语体系反过来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推进了中国人民现代思想启蒙的事业。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心构建日常话语体系,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历史贡献之一。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研究范式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反映一个国家科学发展水平。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软实力,而且这种软实力,可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等硬实力。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占据着社会历史领域,人文社会科学还不可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今天,习近平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课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毛泽东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又一重要历史贡献。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范式,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毛泽东一贯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研究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也正是在毛泽东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冲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西化,导致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太相称的情况③。因此,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范式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今天依然任重道远。但毛泽东的这一历史贡献,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

　　三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建政治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是反映一个民族国家最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这里的政治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念、利益和权力的意义表达。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不仅需要国家硬实力作为基础,而且还需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持续发声,并得到人们的认同。这事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事关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成败。毛泽东非常重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建政治话语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毛泽东思想一经形成,就成为当时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话语体系,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套政治话语体系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今天,要构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同样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也就是说,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构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这也是毛泽东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历史贡献之一。

　　四 毛泽东与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功能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和权益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系统。主体的生存发展条件,除了价值观念、社会地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益外,还有心理情感和需要等,都属于话语体系表达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让人们无所适从。这是同话语体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话语体系要表达事实和真相,同时要维护主体的利益与价值。但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所表达的事实却大相径庭,各自维护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就成为构建话语体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它体现为话语体系两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追求话语真实,二是掌握话语权。毛泽东非常重视话语体系对真实的追求,以及对话语权的把握。

　　一是对话语真实的追求。从哲学层面来看,话语真实包括两个层面:具体真实和总体真实。所谓具体真实,即话语要客观地反映对象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经过等具体细节,也可称为现象真实。所谓总体真实,即话语要从总体上与本质上去反映对象的实质与发展规律,也可称为本质真实。这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一生坚持对话语真实的追求,坚持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将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有机统一起来。“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包括现象和事实,“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④。实事求是即从现象真实走向本质真实。比如在政治话语体系中,社会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中必然会有真实和虚假的要素同时存在。从现象的角度而言,每一个阶级都可能说出自己把握的实情,都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具体的真实。但是从总体和本质的角度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有那些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阶级的话语才反映了总体真实。因此,在追求话语真实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主体。毛泽东对话语真实的追求,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因而也应是社会话语体系的主体。

　　二是对话语权的把握。正是因为对话语总体真实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应把话语权掌握在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的手中;在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维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话语权。在当代中国,有人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靠话语说出来的,而是靠实践干出来的。因此,他们认为,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构建话语体系,不如干点实事和兴办实业,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国家的富强人为割裂开来,他们对当代中国“挨骂”的问题视而不见。实际上,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国家富强是有机统一的,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是这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话语体系是主体利益和价值的表达系统,同时也能反过来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价值。构建话语体系首先是为了表达利益和价值观,维护主体的话语权。在今天这个信息网络时代,话语权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就可能被排除在国际重大事务之外,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利益受损。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包括议题的设置权、在重要平台上的表达权、国际交往原则与相关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等。而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制高点:一是道义的制高点,二是真理的制高点。习近平在其重要讲话中,也强调过这两个制高点。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话语权的掌握和维护。一方面,他坚持占据道义制高点。他始终高举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旗帜,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始终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立场说话。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点,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坚持占据真理的制高点。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主张将世界各国各民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⑤以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的实践,建构各国风格与气派的话语体系。正是从这两个世界历史的制高点出发,毛泽东在世界上发出了中国声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⑥。毛泽东时代,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响彻世界,中国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有了一个把握话语权的重要平台。这些都突出体现了毛泽东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表达自身的利益和价值,维护自身的话语权,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吸收并发扬光大。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