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自孙中山开始，革命党人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的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均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

　　成败一萧何：辛亥革命中的秘密社会

　　中国的秘密社会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具有社会整合、精神归属、道德教化和健身强体等功能，能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吸引众多的群众加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某些政治思想观念的大体相似，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存在着短暂的合作关系；又由于双方的本质和终极目标不同，秘密社会与革命政党也存在着长期的对抗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好这种互动的关系，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王朝，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从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挫折至少有以下经验教训：

　　在组织方面，革命政党在联络秘密社会方面主张歧异，行动不一，组织涣散。武昌起义前在海内外均出现过革命党和会党互相参加的情况。武昌起义后秘密社会的不良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革命党，严重破坏了原先制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恶化了革命队伍内部原本就已紧张的关系，最后在敌人的进逼下，致使革命遭受挫折。

　　在政治方面，革命党人不能辨识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辛亥革命前夜，孙中山亲自出马前往美国、加拿大游说海外洪门，但很少对其进行三民主义的完整宣讲。革命高潮迅速到来时，革命党人急于向表示赞同推翻清朝实行共和制的立宪派、旧官僚妥协，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旧制度的根基，甚至还压制和打击包括秘密社会在内的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

　　在军事方面，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同盟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具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军队，而是习惯雇佣现成的会党武装，如在西南边境地区的多次武装起义均有会党分子的积极参加。这些武装化的会党平时就不严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在武昌起义后又居功自傲，其固有的消极面进一步扩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中的秘密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克敌制胜，在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上也有具体的应用。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最有觉悟、最有组织性和最有战斗力的阶级，但毕竟人数很少，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这就必须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秘密社会是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从红枪会到哥老会，以及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秘密社会的武装，参加革命最终融入人民军队的事例很多。

　　在民主革命阶段，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旧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游民这些秘密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阶级和阶层。因此坚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重在党的思想建设，防止和抵御秘密社会的影响和侵蚀，不断地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并总结经验教训，是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改造秘密社会的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斗争方面和一种非常必要的斗争形式，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秘密社会的改造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解决了秘密社会问题，是一项了不起的伟业。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国家权力进入社会的每个领域，对社会进行了有效控制，解决秘密社会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

　　细分起来，在对帮会与会道门的治理效果上存在一定差别。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帮会在中国大陆完全绝迹，会道门则多次死灰复燃，屡禁不绝。这是因为前者是以游民为主体的刚性的社会团体，只要解决了就业这一民生之本，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后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柔性的社会团体，其宗教信仰情结很深，有很强的弹性，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根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破除迷信、改造乡村社会信仰，而对农民的思想观念及深层心理较少触及。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农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思想信仰问题又绝不是发动几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解决的。当时表现出来的乡村社会传统信仰衰微的种种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表象，历史形成的乡村社会信仰自理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变。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