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由何而来，因何而立，为何必须

　　先让我们从时间性的维度来看。就中国社会文明和文化而言，我们需要思考四组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数字：（1）五千年中华古代文明历史和两千多年儒家主导型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思想史；（2）百年中国近（现）代文明史和反儒家乃至反传统的中国“现代性”文化思想史；（3）60余年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和30余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4）人类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千年思想流变、百年实践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60余年历程与30余年变革创新。不厘清这四组数字所饱含的复杂而深刻的文化思想史意味和社会实践意味，我们就很难了解“中国特色”由何而来，因何而立，为何必须！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华文化传统承袭就是我们的文化“本来”。我们无法真正摆脱自身的文明“基因”和文化传统而“净身”进入现代化世界。若如此，我们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看起来颇不可能解答的难题：社会主义是如何进入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并与之相容相处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领导“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回答的：儒家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但却可以——且事实上也必须——继续成为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资源和日常伦理滋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要义的根本理据。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近代百年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最后抉择。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中国敞开国门——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迎接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经历多种“主义”纷争、多次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爱国主义的国家伦理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统一的核心价值。

　　拒绝以“时尚”遮蔽文明、用“偶像”替代典范、放任社会文化和价值理想的流俗沉沦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将来，然而，“着眼将来”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现实，尤其是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和价值观念趋势，这就是现实实践性维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时间性维度的分析理解更重要，也更复杂。

　　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化现实不仅空前复杂，而且十分严峻。在今天，你既可看到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和“世博精神”，同时又不断遭遇“范跑跑事件”等让整个社会尴尬无奈的非道德和反道德局面，甚至面对社会“道德底线”一次次被突破下沉而深感焦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价值多元化趋势，我们必须在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面对依然复杂的国际政治紧张和国内政治民主改革的多重张力，我们必须重新梳理和构建社会的主导型价值观念形态即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健全的社会意识形态！面对市场经济日益强劲的世俗主义和实利主义冲击，我们必须找到足以规制“三俗”倾向的精神文化力量和价值理性化方式！面对诸如网络虚拟流俗、文字语言粗俗化和社会价值理想平面化平庸化的趋势，我们必须坚守生活的真实与真诚，拒绝以“时尚”遮蔽文明、用“偶像”替代典范、放任社会文化和价值理想的流俗沉沦！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古巴比伦文明过早衰落的悲剧和教训，进而，如果我们还能够因此树立并保持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必要信念和理想，那么，我们就必须正视和解决上述问题，由此，构建和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单显得急迫和重大，而且也将在开辟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创举中获得它深远而关键的社会历史意义。这就是我们对本文主题即“我们为何需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初步回答，很可能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