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①]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结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②]这就充分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高饶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太活跃。近几年来，这方面的史料、论文和纪实性专著逐渐增多，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

　　1954年2月，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③]也就是说，“高饶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认为：“高饶事件”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不单是个别共产党员堕落的表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矛盾斗争深刻化在党内的反映。在探讨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时，应该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地位这一历史变化入手，具体地分析高岗、饶漱石思想演变的过程，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才能从中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建国以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我们党是经受住了执政党地位变化的严峻考验的。但是，党内极少数干部追求特权的腐败现象还是发生了。平时潜伏着的“追求升官发财”的欲望膨胀起来，这就造成了政治上腐化蜕变现象的加剧。党内的野心家高岗、饶漱石为谋取个人权位而走上分裂党的道路，正是执政党内发生蜕化变质危险的一个严重信号。这就是高、饶事件产生的深刻的客观条件。[④]

　　近几年，研究者们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结论。他们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除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安排需要进行调整为高、饶提供了可乘之机外，根本上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⑤]另外，共和国建立之初，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上，党内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高岗、饶漱石利用这些分歧大做文章，乘机实施其阴谋活动。[⑥]还有学者认为，分析“高饶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的主观因素固然要重视，但不能因此忽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因素。解放初期，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都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⑦]戴茂林、赵晓光提出：“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易于助长‘独立王国’的倾向；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经济内阁’出现的体制性因素。”[⑧]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既于法无据，又与事实不符”。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只组织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如果认为国家计委是与上述机关“平起平坐的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那就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但有权进行这种修改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而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这显然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且，也不能以新设立的国家计委的组成人员政治地位较高来“证明”它与政务院“平级”。其次，从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计委及高岗的工作职责范围的安排来看，也不能得出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级”的结论。国家计委“实际上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执行机关”的说法难以成立。[⑨]赵晓光等认为，“高饶事件”的发生有个人责任，有体制性因素，同时也与当时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分歧不可分割。高岗与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暴露出党内高层在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有明显分歧；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严厉批评，反映出对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工作的极大不满；高岗用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工作中的不同认识，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⑩]

　　聂家华等学者提出，“高饶事件”的暴露与1952年1月“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有重要的关系，由于来信第一次向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岗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所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引起了党和毛泽东的注意，因此成为发现直至识破高、饶问题的起点。[11]“从已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围绕此信曾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12]“这封信主要是揭露高岗的腐败问题的，它对党中央、毛主席了解高岗和开展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3]“东北一党员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对薄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14]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的论断缺乏史实支持，也与此后高岗被重用相矛盾。“历史研究是不能‘倒推’的，是不能把事件后的结果作为事件前的原因的。不能把‘东北一党员’的来信在高、饶反党分裂阴谋被揭露后所发挥的作用与它提出时的作用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为‘东北一党员’来信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北存在的问题就夸大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15]

　　二、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16]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17]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指出，高岗为了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讨好苏联，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自己。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柯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很多高岗提供的“情报”，斯大林指名赞扬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8]薄一波的《新中国的建立》[19]一文和马畏安的《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20]一书都谈及此事。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产生了警觉，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21]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22]

　　上述说法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续集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23]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1～2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24]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25]

　　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认为，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卡瓦列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洽。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正是高岗，翻译是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26]

　　在高岗事件中未被毛泽东公开点名，但被认为高岗与其关系密切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27]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