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学界发表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专著10余部，研究文章近200篇，其中虽多有重复刊载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著述，但也不乏遵守学术规范对人民公社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佳作，甚至还出现了蜚声学界的经典之作。但也应当承认，若以是否形成本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式、有无一批著名专家与专著等标准衡之，人民公社研究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形成了独立而成熟的研究学派。本文研讨的重点是评述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著作和研讨若干值得称道的学术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公社研究提出想法和建议。
一
8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多集中于称赞和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在这些著作中只是作为家庭承包制的对立面或其历史背景来展开论述的。除了有30多篇历史纪实性文章发表外，没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的学术著作面世。90年代中后期以降，人民公社研究渐入学术佳境。在十余部专著中，既有史料丰赡的历史纪实性作品；也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某项制度的学术专著；更有以田野调查和地方档案为依据，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微观解析的经典之作。同时，国外有关人民公社研究的名著也陆续译介过来，其学术理念与方法对国内的公社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人民公社研究的深入，对公社相关史料的收集、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学术专著对人民公社的关注，较早见于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之中。陈吉元等论述了人民公社的缘起、制度特征及其演变[①]，并研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1962）时期的大公社与之后的小公社（1962～1983年）在制度方面的明显区别，只分析了大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却未见其对延存时间更长的小公社基本制度的介绍与评述。而且，以先进典型大寨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这种以点带面的安排与立论使该书的很多分析和结论难以客观和令人信服。
林蕴辉和安贞焕的著作虽均以人民公社命名，却以大部分篇幅探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视大公社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演进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写到大公社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将这两部作品归类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著作可能更符合其主旨。[②]凌志军的著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通篇以大量的事例指出公社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以此来对照和显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越。[③]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④]是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张著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江北部某个乡村中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把建国以来浙北农村的社会演变，纳入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人民公社，认为公社制度打破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村落制度与传统，公社作为外部嵌入制度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最终会使双方做出妥协，甚至会迫使乡村社会做出调整，在扬弃村落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该书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对公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在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方面，贾艳敏以极为丰富且弥足珍贵的当地档案和地方新闻报道为基础，较为详尽地勾勒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从诞生到迅速衰落的历史过程。[⑤]贾著比同样是记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另一部作品，[⑥]在学术规范和史实可信度等方面有着云泥之别。
罗平汉教授的《人民公社史》[⑦]一书既有对人民公社发展演进脉络清晰地纵向概述，也有对公社时期一些重要制度和事件较为详尽地介绍，纵横相宜，史论结合，是第一部完整的有关人民公社的史学著作。罗平汉的《“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⑧]是迄今第一部研究大公社公共食堂的著作。辛逸则对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大公社是领袖们凭美好愿望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的失败证明了“美好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旦试图付诸实践，将是一场大破坏和大灾难”。另外，人民公社存续的20多年间，其作为攫取农业剩余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但却以三农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代价。[⑨]
李端详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⑩]是第一本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专著，该书以十几个省市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起因、兴衰、社办工业及其历史教训，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与研究。另外，高王凌以第一手口述资料，揭示了在人民公社刚性制度下农民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反行为”（“瞒产私分”、“偷粮”、“借粮”等等），无论是从理念和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与资料的收集上，都推动和深化了人民公社的研究。[11]
近年来，硕博论文以其地方性材料丰赡和研究角度与方法新颖渐成为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王玉贵的博士论文，[12]着重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察了人民公社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探讨了人民公社的基本功能，指出人民公社虽为农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持，但却以丧失农村发展为代价；虽为同期的工业化贡献甚巨，但却使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工业发展失去后劲；农业生产条件虽有改善，但效益低下，成本高昂；教育普及率虽大有提高，但教学水平与质量难有改进；社会保障虽有一套制度安排，但水平不高且很不完善。刘庆乐的博士论文，[13]考察了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所遇到的严重挑战及其制度重建，以及公社制度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民间权威结构等的运作机制。苗月霞的博士论文，[14]引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人民公社社会资本状况及其绩效，认为农业集体化和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社会资本，而国家又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替代形式解决人民公社中农民的合作问题，从而导致了公社集体生产的低效。厉娜的硕士论文，[15]以其家乡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以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在山东省树立的一个农业先进典型为个案，以“盆景”（典型）理论为解读工具，指出计划经济时代先进典型的兴起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先进典型的衰落，由于时代条件和上级需求的转换，同样都是难以避免的。
W·韩丁和A·钱等人的专著，[16]细致地描述了公社制度中乡民的普通生活。美籍华人黄宗智的著作，[17]提出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业发展“过密化”的理论。他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总产量提高了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结果是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集体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18]这一命题为公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人民公社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两部大型史料集出版，[19]它们收集了中共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乎所有最重要文件。1986年创刊的《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凡51期，刊布了大量有关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历史资料，是公社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丛刊。[20]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21]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兴衰、演变与历史地位，该书虽不完全是一部人民公社的专著，但可以被认为是迄今史实陈述最为完整、资料最为丰赡的人民公社的史著之一，反映了主流史学研究人民公社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在收集和整理人民公社时期个人日记和口述、地方统计资料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侯永禄的日记，[22]记录了陕北一位普通农民整整60年的“柴米油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普通农民的生活实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师生，从遍布山西省50余处的田野资料采集点上，收集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130余柜，达上百万件之巨，其中有大量涉及人民公社的原始档案资料。
二
公共食堂研究的总体情况已有专文进行了介绍，[23]关于公共食堂与后来饥荒的关系，扬大利认为，公共食堂“这种制度是在促使理性的农民过度消耗，导致不理性的集体行为”，从而形成“公地悲剧”；“食堂和供给制事实上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锁困在过度消耗和浪费食物的境地，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24]李若建则认为，“公共食堂这一事物本身并不会产生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是在围绕着食堂的制度与人上体现的”；当时有严重缺陷的权力模式再加上权力缺乏制衡是导致发生严重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25]辛逸认为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大公社分配制度，“剥夺了社员的基本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颠覆和破坏了社会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秩序”。[26]
鉴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严重不足，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叶文辉认为，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在政府主导下，只能是也不得不沿袭历史上的自我供给体制，……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走了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在既定的资源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27]还有的学者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个案分析，指出公社的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虽成绩斐然，但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墓础上的。[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