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下简称理论务虚会）。会议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并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央相呼应，不少省、市、自治区也同时召开了理论务虚会。

　　由于理论务虚会在国史和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国史和党史书籍中大多对它有所提及，但专门性的研究十分有限，仅在《1976～1981年的中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政治沧桑六十年》等几部书中有专章的论述。形成此种研究状况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距离现实较近，其历史事实已基本为人们所熟知；二则是由于会议涉及很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深入研究比较复杂，有一定难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中的重点发言，以及对会议的评价等几个方面。

　　一、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性

　　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况仍然十分严重，“两个凡是”再度设置禁区，思想理论界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冲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表现得异常激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关于理论务虚会的由来和目的，当年华国锋和胡耀邦都讲得十分清楚，后来的研究大部分赞同并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拟议中的理论务虚会，本打算很快就要召开的，但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国等原因才推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么，此时是否还有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是否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完成了理论务虚会预设的目标？对此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于光远持否定和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已起到了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的作用”，“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希望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同原先坚持‘两个凡是’抵制真理标准的人也统一了认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①]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了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学者还详细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理论务虚会创造的5个有利条件。[②]沈宝祥从真理标准讨论的角度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广大干部中，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老的和新的个人迷信还很盛行；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没有完全服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上述情况说明，要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还要作出艰巨的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大措施和重要的一步。”[③]吴江也认为，“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④]张湛彬则指出，“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一个会，是想重点解决‘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⑤]从理论务虚会上热烈的发言和激烈的争论以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成绩来分析，召开理论务虚会是很有必要的。

　　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是叶剑英，有关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具体时间和场合，目前的大部分论著表述得都比较含混和笼统，一般只是说在1978年9月。即便在最近出版的《叶剑英传》中也没给出确切的时间。于光远曾回忆，他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听说要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但具体时间却没有在故纸堆中找到。他推测“叶帅提议召集理论务虚会，是他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作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在9月中旬。”[⑥]程中原在《1976～1981年的中国》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叶剑英是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叶帅的提议最终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由此诞生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理论务虚会。

　　二、澄清理论是非问题

　　理论务虚会历时70多天，前后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主持，首都160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分5个小组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第二阶段由中共中央主持，邀请各省相关人员共400多人参加，没有按原计划召开大会，而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会议中就“两个凡是”的由来和错误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等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认识。作为理论务虚会的主要目的和重点，澄清理论是非问题也成为了后来研究中的焦点。研究者多引用会议简报中的发言来呈现这一历史过程，力求客观反映事实，但在叙述中也隐含着作者的立场和主张。

　　分清“两个凡是”的是非是理论务虚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研究者从两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一是会议一开始胡绩伟、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和于光远分别在各小组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的联合发言；二是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几位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评。由于联合发言全文有2万字，因此，研究者多是摘要介绍其主要观点。1998年《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删节过的联合发言，将其主要内容公之于世。[⑦]透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了解“两个凡是”的出台过程，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尖锐冲突，体会当年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正因于此，沈宝祥才说“这是理论务虚会上最有分量的一个发言”[⑧]。会议中对“两个凡是”错误言行的揭发和批评，主要涉及了汪东兴、李鑫、吴冷西和熊复等人。比较目前的研究成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对此叙述得较为详细，分别对熊复、吴冷西和李鑫的发言和与会者对他们发言的评论作了摘录，并加入了作者自己的点评。特别是作者引用了熊复逝世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忆熊复》中关于对熊复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评价，作者用事实有力回击了文中的观点，再一次严厉批评了熊复的错误。从理论务虚会上对坚持“两个凡是”错误的同志的揭发和这些同志所做的检讨发言来看，称“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⑨]并不为过。但也有学者认为，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对“两个凡是”在理论上的批判还显得不够。[⑩]当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对政治理论问题的认识更有一个需要不断加深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些问题上理论务虚会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政治沧桑六十年》一书中列举了黎澍、许涤新等人对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指出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和一些错误认识。《1976～1981年的中国》记录了与会者对要不要评价毛泽东，可不可以评价毛泽东所持有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书中指出：“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比较集中地提出并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但远没有解决。”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并展开评论，已足以振聋发聩了。正因于此，程中原最后才评价：“从理论工作务虚会探讨理论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关于理论问题的讨论是贯彻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与会者提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深入地讨论，从多方面作出了论证，为中央提供了决策参考，许多问题是很值得考虑的，不少是很有价值的。”[11]

　　上述对理论务虚会中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因其主要是依据会议简报内容，如实记录会议中有影响的一些发言，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种写作方法不但增强了论著的真实性，而且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深切体会到当年会议中的激烈争论和民主氛围。因此，后来的研究者才认为“理论研究者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展开争鸣，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其活跃程度，可为建国以来中国理论界之最”[12]。但是应该看到，当年探讨的许多理论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即使在今天仍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正如当年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它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探索和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