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①]、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②]、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③]、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④]、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⑤]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也不过三四十篇，且较集中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⑥]、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⑦]、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⑧]、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⑨]、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⑩]、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11]以及《当代中国》丛书中国防和军事类卷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值得关注。较早的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12]，该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共列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13]，列了22 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作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一）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作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14]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15]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 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16]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17]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他认为1962年以后的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18]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视角不同，刘志男以大国关系和国家利益为视角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他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19]
（二）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20]廖述江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他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21]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22]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顺嘴”做了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23]这就把口号形成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