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以完成；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5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①]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已取得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②]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1953～1966年和1977～1982年的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③]

　　但对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此外，境内外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

　　一、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五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1974～1976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1974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这个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④]，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全院大会上说：“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越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⑤]这些说法明显是前面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⑥]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界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纵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⑦]

　　学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说“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社会生产总值，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是不准确的。

　　王海光认为：“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⑧]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认为说“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1997年底，陈东林发表文章[⑨]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评述。1999年5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1%，社会总产值为6.8%，国民收入为4.9%；在阶段发展指标上，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99%，翻了1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从生产水平看，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⑩]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起了一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等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1972年起批准实施的“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1966～1978年，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科技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

　　陈东林的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2002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增长速度，但这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其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革”，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11]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12]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13]，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1975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崩溃边缘论”学者的主要观点是：“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