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一三”事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逢先知、金冲及等认为“九一三”事件有助于毛泽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外交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倾向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抑制苏联的严重威胁，从而决定调整我国外交战略。而这时林彪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坚决对抗的观点。“九一三”事件后，通过调整，叶剑英主管军队、李先念主管经济。毛泽东因此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但是，“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方针的调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蒙古、俄罗斯以及我国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学术界论述不多。

　  （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众说纷纭

　　事件发生后，关心中国是否出现了领导层的变动的各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对事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前驻蒙古外交官孙一先所著的《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说：“九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12]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英国《卫报》、香港《快报》、英国《新观察家》都进行了评论报道。这说明，各国对“九一三”事件后的中国政局和走向十分关心，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并继续走向缓和

　　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在处理坠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后来由于苏联的介入，蒙方没有把飞机残骸、死者尸体和遗物交给我们，但也没大做什么文章。“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13]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中苏关系仍然保持紧张状态，苏军进入战备状态

　　事件发生后，蒙军和驻蒙苏军都进入了战备状态。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周总理和外交部预先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准备了应对措施。孙一先在回忆录中就亲身经历指出中国北部边境面临的严峻形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联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14]“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大了，也许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冲突了。”[15]另外，一些论者指出，苏联在“九一三” 事件中为难北京的态度也加大了中苏之间的心理隔阂，这客观上也为毛泽东尼克松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局势打开美中关系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契机。

　　（四）促使中美打开关系僵局，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集中更多的精力积极推动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在慎重转变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继续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第三次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但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巩固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与西欧、日本等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16]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

　　四、“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社会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林彪曾被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给予了他无限信任，他的叛逃对毛泽东个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事件无疑也给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大管家”周恩来个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一）“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身心健康受到很大伤害

　　逢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汪东兴的《汪东兴回忆》、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一致认为，毛泽东对林彪叛逃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林彪的叛逃对毛主席个人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更是沉重的。甚至有人认为：“林彪事件可能使毛泽东大伤元气，缩短了数年生命。” [17]“在1971年至1972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这一事件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泽东更是沉重打击。”[18]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在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等书中指出，事件的发生也使周总理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2年5月，总理被确诊患了膀胱癌，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莽东鸿对事件的影响有一个总结性的论述，其中他指出：“使毛泽东、周恩来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没过几年，两位巨人便先后辞世。”[19]

　　（二）“九一三”事件引发社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为历史转折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学者认为，事件发生后，广大人民群众被扭曲的工作、生活方式日渐趋向理性。莽东鸿研究发现“九一三”事件对包括被罢官、“靠边站”以及被监护、蹲牛棚甚至被关监狱、劳改农场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等普通民众的影响十分明显。人民群众的主要反应是对事件本身的震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前途的希望，主要表现在为“突出毛主席”，摘掉了“林副主席”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戴毛主席像章的人也逐渐减少。“其直接后果是部分干部全中开始觉醒，‘四个无限’、‘紧跟’开始大打‘折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入下坡路。”[20]学者们还认为，事件发生后，社会阶级斗争政策趋向缓和，为后来社会转变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央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趋向缓和，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监护所、牛棚或被监督劳动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被解除渐进、管制，并被陆续启用（而被怀疑属于‘林彪集团’的人，则受到广泛清查）。”[21]在五年“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党的领导权威更遭到严重削弱。经受“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基本法律制度，开始出现生机。林彪集团的被粉碎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显示了党、人民和军队不容许这类事件的发生。林彪事件促使许多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个人崇拜进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与日俱增。当时的人们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已经对政治运动产生厌倦心理，毛泽东在人们中的威信也有所降低。从这一点来看，“九一三”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事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势迅速增长的另一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曾为了实现各自目的而相互吹捧、相互利用，后来矛盾逐渐激化，两方便相互倾轧。陈立旭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关系始末》中指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土崩瓦解，而江青一伙的力量却在批林整风当中大为增长，掌握了党和国家更大的权力。”[22]“但毛泽东也发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注意抑制他们的权力，始终没有把党和军队的实权交给他们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23]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