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发展战略，当今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与视角，归纳起来，大致有下面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建国初期，政府主动选择建立了传统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主要包括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缺乏自主权的微观企业体制。至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工业发展道路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效率低下等经济后果。[1]有学者认为，当初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时候，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并非是其唯一的选择。中国政府还可以选择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和能够均衡发展的道路模式。[2]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种自觉选择的强制性工业化。这条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3]中国当时选择这样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有其既定的客观历史背景和现实比较的利益分析，而且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在当时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4]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成为贯穿中共领导共和国建设五十年历史的基本动力。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选择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这种战略的实施有功有过，有得有失。对于这种战略的局限性，当时党的决策者是有预见的。[5]

　　第三种观点认为，绝对的否定或绝对的肯定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将两者相互对立的观点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必须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战略，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特定的前提条件，也都需要付出各自的代价。从历史上看，既有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从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也有采取赶超战略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反之也有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或赶超战略而经济发展未能如愿的国家。一国究竟采取哪种战略更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也要看具体政策能否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灵活调整。[6]

　　笔者认为，中共领导集体当时在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虽然有意识形态问题的影响，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由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建国之初，在两大阵营日趋形成并日益对立的国际背景下，谁都不会允许有着偌大国土面积的中国以超然的态度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等待中国先发展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并与之贸易，待中国积累一定的资本后，再辅助中国来发展重工业。况且当时的中国国内外战争的阴霾尚未散尽，内忧外患尚存，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当时中共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二、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特征与评价

　　有的学者认为，从“一五”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走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主要特征是：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单一的公有制，限制甚至排斥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二是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妨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三是在发展战略上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四是在发展方式上追求高速度，走的是粗放式发展的道路；五是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工业依靠农业积累资金，并限制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六是在国际关系上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不重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7]

　　对于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综观建国5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从增长速度、产品产量和质量、工业门类、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情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等八个方面来测算，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50多年里，虽然我国工业化水平虽然在总体上还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大缩小了同它们之间的差距；而且在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进展速度也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8]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模式是“过度工业化”问题[9]；亦或是“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10]；我国的工业化具有自身的特征，存在产业结构偏差，人均GDP或GNP的增长缓慢，就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转换滞后。这样一种格局的形成，与较长时期内，我国选择了一条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密切相关的。[11]还有的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推行的结果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在产业结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增长方式、增长的波动性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与此相适应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是起了作用的，但从效率上讲是失败的。[12]

　　在分析历史与现实的种种表现后，许多学者认为今后中国的工业化绝不能再走以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老路子，必须采取比较优势的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3]

　　三、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工业化及发展战略思想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赶超”战略经历了较长时段的检验，其实践为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所提倡的“大跃进”式的“赶超”战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它把重工业作为突出重点。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把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过程中，他又强调把发展钢铁生产作为中心。在“大跃进”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中，更是把钢铁的生产作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主要目标。其二，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战略。“大跃进”式的“赶超”战略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凭主观愿望而盲目制定的，根据当时的生产条件，按正常的生产程序显然是无法实现的。于是，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其三，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要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即以增加积累、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14]

　　有的学者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端的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水远无法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成了空话一句。毛泽东提出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其真谛是为了迅速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赶超战略本身无可厚非。[15]

　　有学者认为，《工业七十条》是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布的一个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对这个文献非常重视并作过多次指示。《工业七十条》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管理的思想基本上是相通的，其中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必须给职工看得见的利益、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经济核算制是毛泽东管理工业的思想体现，也反映了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在今天亦有借鉴意义。[16]

　　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工业化口号，同时针对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状况，倡导托拉斯管理形式用以管理社会主义企业，进行大胆、有益的启蒙性探索，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刘少奇所倡导的试办托拉斯的实践，是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新探索，新思路。它在一定意义上展示了中国工业经济向专业化协作方向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促进了60年代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意识和动因。[17]

　　《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建设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研究和论述了邓小平国防工业的建设思想。[18]还有人撰文考察了邓小平自1955年11月至1990年6月，曾12次到辽宁视察，特别是1978年9月所发表的北方谈话的历史。邓小平曾反复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走出去、请进来，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19]

　　有的学者指出，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国基本建设投资实现了三个从无到有，即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无规章到有规章，从无专业机构管理到有专业机构和专业银行管理，为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其“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也要重要的现实意义。[20]

　　也有的学者从长时期历史跨度研究了中共领袖对于工业建设的探索情况。他们认为，从1956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苏为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但由于这个时期的探索基本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也就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21]

　　四、苏联模式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战略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在“以苏为戒”的理论准备下，中共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伴随着国际背景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当时中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党内意见没有真正统一，实际上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有着极大地不确定性。与政治上的发展相同步，赶超战略的推进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阶段。那就是中国的“大跃进”运动。调整时期对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补，但物质激励机制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小额的物质奖励甚至被当作修正主义措施予以批判。20世纪六十年代围绕着“反修防修反复辟”和“全国学解放军”进行的思想革命化运动，更强化了精神激励机制，甚至到了“精神万能”的程度。此时的体制结构特点是斯大林模式加上“精神万能”这个斯大林模式的修正版，不但两者的弊端都在放大，而且还经常相互抵牾。沿着这条路恶性发展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彻底改革过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在全面进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22]

　　五、中国实行赶超战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我们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训可以记取。我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23]

　　六、关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若干关系研究

　　关于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关于此课题研究的一个亮点。有学者撰文指出，在1949——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轻、重”关系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在1949——1978年的求强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重重轻轻”；在1979——1997年的求富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农、轻、重”同步发展；在1998——2005年的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工业化的“轻、重”关系表现为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结构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快速发展。通过对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分析，提出要纠正有关“轻、重”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24]

　　有学者认为，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突出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发展缓慢，轻工业落后，消费品缺乏，市场供应长期紧张，生产资料主要在重工业内部循环，中间产品所占比例过大，可供消费的最终产品率低，工业再生产过程以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障碍。[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