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线建设研究状况概述

《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选刊了一组《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编（1964.8-1965.11）》珍贵文献。1996年第3期又选刊了一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文献选编（1964.4-1966.3）》，这些文献资料的公布，对研究三线无疑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

综合性的专著主要有：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美国著名中国专家鲍大可的《中国西部四十年》；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李彩华的《三线建设研究》；林凌、李树桂撰著的《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

相关著作有：一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当代中国基本建设》等中涉及到三线建设，一类是传记和历史事件回顾角度涉及三线建设，如《毛泽东传（1949-1976）》、《李富春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

学术论文有120多篇：阎放鸣的《三线建设述评》，孙东升的《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马英民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四川科学院三线课题组的“我国三线工业政策的调整”，陈东林的《硝烟弥漫的西部开发：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始末》、《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中的分歧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李曙新的《三线建设的均衡与效益问题辨析》，董宝训的《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李彩华的《三线建设的历史考察》、《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三线调整改造的得与失》、李丹慧的《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1965）》，任健和陈谟的《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黄荣华的《三线建设原因再探》，李向前的《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密》，王庭科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周民良的《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等等。

三是关于发挥三线潜能和作用的研究，又分两个阶段：

（1）西部开发战略提出前，集中在三线调整改造的对策的研究。按照国务院作出的“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实际上这期间的调整是在中观和微观，特别是在7%问题较大的企业单位中进行。研究人员仁者见仁，配合国家调整提出不少有益建议。调整方向定在7%的企业，很少有人把调整改造与外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探讨。

（2）西部大开发决策提出后，研究集中在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的比较方面。研究者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后的一次开发，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二者进行比较，以资为西部开发提供借鉴，这方面研究论文不少。

二、关于三线建设决策成因的研究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三线建设是必要的，其决策是有根据和原因的。

马英民指出，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①]

张才良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于是，备战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三线建设的布局虽然是从备战角度考虑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时也提出了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②]　

宁志一和刘小兰指出，备战不是建设三线的唯一因素，也是中国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③]

持此观点的还有孙东升、茂桐、何海翔等[④]。

李晓慧认为，毛泽东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总结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由于欧洲地区没有防空设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的破坏的经验教训。战争爆发后，苏联迅速地把工业重心，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重心从欧洲部分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早做准备，以免重蹈覆辙。[⑤]

任健和陈谟认为，中央领导人建设三线的决策有着历史的经验可循。苏联建设战略大后方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证实。[⑥]

持此观点的还有阎放鸣、何山等[⑦]。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原因以外，第三个原因是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除了经济出现危机或混乱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从实践来讲，世界各国如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级阶段。“三五”时期继续用提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⑧]

王培认为原因有四：第一，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第二，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三，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第四，毛泽东出于在国内防修反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⑨]

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进入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第三，防修反修的考虑。第四，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第五，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国家的规律。[⑩]

还有的学者认为有另外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的战争威胁，而国内国防建设存在不足以及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日益扩大化、绝对化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将国防原则绝对化的产物。这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共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成为三线建设的历史思想根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是形成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等，为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大规模展开并持久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第五，均衡生产力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又一重要动因。[11]

有的研究者认为三线建设在决策上就是错误的。周民良认为，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如果三线建设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地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12]持此观点的还有徐焰[13]。

三、关于三线建设得失的评价

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8次成员会上对三线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年4月，江泽民在视察三线建设重点项目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西南物理研究院后指出，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1.基本肯定三线建设

马英民认为，三线建设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以超过一二线地区。这对于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次，三线建设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着力对我国西南、西北内地进行综合性开发，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科技繁荣和文化进步。第三，三线建设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三线建设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即使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也是瑕不掩瑜，其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丰富的宝贵的，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三线建设的巨大功绩是永远不可抹杀的。[14]

茂桐指出：三线建设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是永远值得发扬的。[15]

持本观点的还有孟仁忠、宋宜昌、钱敏、孙东升等人[16]。

2.基本否定三线建设

  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三线建设为例批判“左”的错误。认为我国在“三五”、“四五”时期，片面强调内地建设，忽视沿海建设，片面强调运输为国防建设服务，大搞三线建设，导致铁路新建投资大量增加，新建与改建的投资比例由“一五”、“二五”期间的1.3：1，上升为6：1。新建投资的比重适当提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提高这样迅猛，则是不妥当的。同时，新建投资的80%又集中在京广以西，很多项目建成后运量不足，所形成的运输能力长期不能充分利用，投资效益很差。[17]

1981年2月20日，《贵州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认为：“我省成为大三线建设的基地之一，经济建设的“左”的错误有增无减，大上重工业，大上基本建设，急于‘后来居上’，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这篇文章被2月27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

1981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和我们党的路线错误，经济工作中那套‘左’的东西更加横行无阻了。大小三线建设在林彪的‘山、散、洞’错误方针指导下，投资过多，使用不当，效果很差，损失浪费巨大。”由于论者的地位及文中将三线建设联系到林彪、江青集团，文章引起了震动。[19]

周民良认为：尽管三线建设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的投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20]

徐焰认为：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强调平战结合的科学态度，应该是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由平时生产转化到战时生产的能力，而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还留下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严重后遗症。当时我国为战备付出的代价还远远不能限于钱款支出的统计。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远的三线，再加上“文革”等等原因，与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这是一笔更沉重的历史性代价。因多年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了应付战争的现实准备上，不仅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在国防建设中也往往以应急措施代替远景规划。[21]

陈睦富认为，正常情况下，三线建设是合理的、应该的。但后来由于“文革”时期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由于对战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由于林彪集团的破坏和干扰,由于建设上马过急、规模过大,加上强调隐蔽、分散的原则，因而造成不顾国力负担和经济的综合平衡，突出战备，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半战争状态，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