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起步和方法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对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同20世纪80年初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践过程基本是同步的。

于光远说：战略原是军事用语，用于经济和社会已近20世纪80年代，但运用较普遍，出现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社会一揽子的战略概念。[1]刘光杰认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在党的十二大以后普遍展开的。[2]

于光远强调，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摸清、摸准”国情的基础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国情中最根本的一条。中国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原则区别，它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性，适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要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为目标，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巩固；同时又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等。[3]

马洪认为，研究和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应坚持以下指导思想：1、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要把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3、要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4、要正确处理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5、同时要重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6、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4]

刘国光提出，经济发展战略是在较长时间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解决的重点、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方面所采取的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等而言。它涉及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5]刘光杰提出，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它同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6]

二、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时限的历史特点

1、同党的第三次历史转折相吻和。马齐彬等人认为：经济战略方针的真正转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7]

2、同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紧密相联系。王洪模认为：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形成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全党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入手，把全面建设同全面调整、改革相结合，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逐步展开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探索。经济战略转变即蕴含于这一重新探索的历史过程中。[8]

3、同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调整同步。宋白提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70年代未的经济调整是经济发展战略转变过程的开始。完成这一转变需要长期努力。[9]

 4、从经济战略自身发展的角度作时限的划分。王梦奎认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得益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10]

5、从发展观与发展模式互动的角度作时限的划分。赵凌云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每一代发展观都体现经济成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根本要求，发展观的演变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互动的。[11]

三、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历史条件

刘国光说：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比较短的一个时期，如“一五”和调整时期外，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就是要快，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强速赶超英美。应该说，强速发展战略是有成效的，但也带来一些具体问题。[12]李明星认为，带有上述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发展机制渐弱、要素效率低下等综合“后遗症”逐步显现。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处于高度疲劳状态，难以继续支撑以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以牺牲经济效益和长期利益为代价的超高速工业化发展，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紧要的现实课题。[13]

刘光杰分析说，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套理论观点作基础：1、强调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2、片面理解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强调经济工作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把经济效益放在从属地位。4、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规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把消费放在不重要的位置。5、在“一五”计划时期以后，鼓吹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主张按长线产品平衡，人为的留有缺口，忽视综合平衡等。[14]

刘国光说，经济工作之所以长期存在“左”的错误，同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基本国情没有清醒认识有很大关系。[15]

李践为说，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从历史和现实上升到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许多新的飞跃，突出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中央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于我国阶级斗争状况和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又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二是对国情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再认识。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十项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6]

韩钢认为，经济理论大讨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最先对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理论进行了清理和批判，而且它的意义超过理论范围，对当时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17]张湛彬认为：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理论界率先对“左”的错误理论进行剖析，胡乔木、薛暮桥、孙冶方、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提出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思路。党内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也在反思、商讨，并孕育着新的突破思路。[18]李正华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意义，不仅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

张向东等人提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正确战略抉择。[20]曹应旺认为，陈云在经济战略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携手推动下，经过1979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不仅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