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专著。①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定，深入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与惨痛教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海内外研究资料，概括出了10种观点，吴超也撰文系统梳理了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②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一直受到学者们较多关注，认为党内健康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存在，成为最终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基础。将“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尽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和巨大破坏，但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③针对海外出现的所谓“两个文革”说，国内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政治运动，“两个文革说”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违反了基本史实。④

8．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新时期以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全会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新时期的开端，研究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关于邓小平“主题报告”的起草过程，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前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涉及胡乔木、于光远在该文起草中发挥的作用。⑤有的学者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的起点存有疑虑，认为把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放在新时期以外而与“文化大革命”相联系，未必妥当。⑥

　  9．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立即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兴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热潮。在近年的研究和宣传中主要形成了以下认识：南方谈话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重要观点，为中共“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终卷篇，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成为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将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继续深入下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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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韩钢：《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年第4期；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程中原：《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⑥参见徐永军《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李正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⑦参见郭思敏、王颖《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述评》，《邓小平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