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经过各方面学者的艰辛探索与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初步奠定了学科建设基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和最年轻的学科领域。

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曾经做过初步尝试。l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①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②。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有的在当时即被批评“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③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严重混淆了历史是非。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经过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妥善处理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展开，迫切需要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正确总结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一讲话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充分肯定了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作出了初步的基本评估。讲话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④。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历史的基本评价和文件的具体写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决议稿在各种不同范围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确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严肃地指出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成为党和国家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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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