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小传
　　金冲及，辛亥革命史和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国史学会原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北京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毛泽东传》(主编)；合著有《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论清末的立宪运动》等。

　  不能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
　　记者：金先生您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读，存在着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两种理路，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解读模式的？“革命”与“现代化”，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是不是构成一种分离式对立的关系？
　　金冲及：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问题，在近代史领域里面，很多人谈过。我不赞成是革命模式还是现代化模式的提法。因为这样等于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了——是要革命，还是要现代化。
　　实际上，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为了实现现代化，在近代社会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要革命，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在十五大报告里，江泽民同志有一个说法，他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讲，前一个任务是革命的问题，后一个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革命是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历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中国所有的先进分子，他们讲振兴中华，目的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现代化，顺应时代的潮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当时面对的情况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能够用温和的，而不是革命的办法吗？实际上做不到。尽管做不到，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都想试一试，能不能用温和的办法来实现现代化。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里也讲要实行无血的革命。让千百万人起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哪里是容易的事，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
　　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这样一类说法：国共之间为什么要打起来？一次是大革命后的十年内战，一次是解放战争。为什么要打？不打对于和平建设不是更好吗？实际上从共产党来讲，在大革命的时候，是真心诚意希望国共合作的，甚至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夜，很多人还抱着这样的希望，以后还认为武汉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但是，国民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大屠杀，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在面前：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反抗？很明显，不能坐以待毙，只能起而抗争。这实在是不得已的。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确实也是希望和平，但蒋介石认为优势全在他那里，他还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何应钦提的，两到三年消灭共产党；一个是陈诚提的，半年消灭共产党。结果，蒋介石接受了陈诚的方案。这两个方案都是要消灭共产党，他要消灭你了，你怎么办？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是目标，革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那个阶段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那么革命是不是就是对这些人的全部否定呢？并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有许多人是爱国的，他们希望国家现代化，他们从教育、实业这方面来努力，但这不能解决问题，这条路走不通；但他们出于爱国的愿望所做的工作还是要肯定的，尽管他们在那时候不能指明中国真正的出路，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 

　  新中国后30年站在前30年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