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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乘光: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发布时间: 2017-12-19    作者:邸乘光    来源:第十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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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和确立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四个全面”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对中共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首要经验;“四个全面”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中共十七大在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总结和概括出“十个结合”[1]的宝贵经验。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对“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在“十个结合”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2]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确立,正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自觉担负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推进事业发展的庄严使命,接续书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正是在治国理政、推进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和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强调要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注重总体谋划,同时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3],因而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四个全面”的形成和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的又一次鲜活体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之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单兵突进到全面统筹,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五位一体”,从“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4]到“四个全面”……,在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围绕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的持续深入探索,中共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的提出,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5],“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6] 

  二、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是改革开放的一条根本经验;“四个全面”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内在地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是要“革”社会主义的“命”,而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具有明确的方向和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7]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原则规定。我们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不仅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而且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更高更灿烂的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其对象只能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各方面表现形式的具体制度(即“体制”)中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的东西,而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各方面的体制,同时又在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坚持这二者的有机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不仅关系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社会主义的命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中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8]现在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改革、开放、搞活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30年多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习近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概括出了五条,第一条就是:“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9]他强调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在作为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总方略的“四个全面”中,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因为,作为“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身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规定性。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21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阶段性奋斗目标,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一步。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个仅仅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平面目标,而必然是一个同时反映发展方向与制度属性及完善程度的立体目标,是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目标。又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整个战略布局中具有主题协调和目标引领的功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以一定方式和特有功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四个全面”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统一主题、以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奋斗目标为统一目标的战略布局。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是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和动力源泉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从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强调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命力也是由改革激发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的是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靠改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面向未来,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几年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且进一步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我国改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党在提出改革任务时即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起变革、经济与社会政治共同进步的思想。邓小平更是突出强调了改革的全面性。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包含了“全面改革”这一点,即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10]。强调改革的全面性,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是以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反映和体现了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改革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在深化改革实践中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性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反映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就是“五位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也是“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也必然是全面系统的。全面深化改革,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和动力源泉。 

  四、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二者内在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法治保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法治保障 

  改革与法治,一个是强国之路,一个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二者从根本上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坚持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相结合,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确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全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改革开放与推进法治建设相结合,就是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四个全面”本身就彰显了当代中国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同时也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协同效应,以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统一,首先体现为“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11]。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现在,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纠正“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的认识误区,也要纠正“法律就是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和适当的滞后性,因而难以引领改革”的认识误区;要牢牢把握科学立法这一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努力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改革与法治的内在统一,还体现为二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乃至在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改革与法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主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可以说是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姊妹篇,我们要切实抓好落实,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12] 

  “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全面”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具体到全面依法治国来说,作为“四个全面”之一,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法治保障,又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途径和法治保障,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法治保障。就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功用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宪法和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而且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基本遵循和法治保障。就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功用而言,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必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课题,要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又为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重要途径,即通过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党的建设制度,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基本遵循和法治(制度)保障。就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功用而言,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归根到底是以其所特有的功能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既通过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间接地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法制支撑和法治保障,直接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和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历史还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3]这就多方面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即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纳入了作为立国之本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将其作为“核心”。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共历次总结经验,都突出强调这一点,“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也包含这一条。在习近平总结的改革开放“五条经验”中,第五条即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14]。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打铁还需自身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正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适应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个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及整个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全面从严治党。具体说来,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和政治保证,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和政治保证。首先,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15]其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16]再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归根到底也是以其所特有的功能作用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全面从严治党既通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间接地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通过全面从严管党治党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直接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包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握正确发展方向、凝聚强大推动力量、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等。 

  (作者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1]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 

  [4]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准确把握和抓好我国发展战略重点 扎实把“十三五”发展蓝图变为现实》,《人民日报》2016年1月31日。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9]《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11]《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12]《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1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4]《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1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 

  [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177页。

    相关链接 - 当代中国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 两弹一星历史研究 - 人民网 - 新华网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政府网 - 全国政协网 - 中国网  - 中国军网 - 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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