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尽管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不变的主题。可见，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情况进一步发扬光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观点从没有动摇过，他的失误主要发生在用什么方法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上。然而，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确主张，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我们要更深刻理解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并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是如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就要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思想从失误中区分和剥离出来。

　　第一，毛泽东提出，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调整上层建筑，依靠和发动群众，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他在晚年一个主要的错误是，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是主要矛盾，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他抓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要放松或放弃生产，而是为着促进生产的发展，即“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用抓阶级斗争的方法是促进不了生产力发展的。然而，这一观点所依据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发展动力的理论，则是完全正确的。另外，他也说过，革命不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也指改变生产关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抓革命”仍然不失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产”。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毛泽东靠发动群众运动实现经济建设高速度的做法，强调搞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过要充分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和调动群众积极性。相反，邓小平总是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要求全党无论在建设还是改革中，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方针，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有过分强调政治的一面。但他主张通过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觉悟的提高来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提倡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社会风尚，推动向雷锋、大庆、大寨等典型的学习，则是正确的和有效的。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他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批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一再告诫全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可见，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要抓精神、抓思想、抓政治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也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第二，毛泽东提出，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保证党的各级干部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劳动者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指出：“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毛泽东认为，在我们国家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党的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并为此提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他说：“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特别强调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权力搞腐化，要求全党必须彻底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靠资格和权力吃饭的作风，破除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还要求废除阻碍领导人接触群众的警卫制度，批评“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方面纠正过去整风运动中“左”的做法，另一方面继承、发展毛泽东关于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思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接连开展党的思想教育活动，当前仍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尽管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不变的主题。可见，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需要我们结合新的情况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三，毛泽东提出，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认真解决分配领域中的问题，防止两极分化，注重共同富裕。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过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权；二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只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对于这些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毛泽东虽然在探索中出现过认识反复和失误，但由他领导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当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改革开放后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在分配领域，毛泽东虽然也反对平均主义，但从总体上看，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上。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指出，我们国家虽然不富又不强，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他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的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他主张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是出于这个考虑，20世纪60年代初他坚决反对分田单干（即今天所说的包产到户）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担心不适当地强调等价交换原则，企业管理者、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在事实上的优势，有可能渐渐形成一个“贵族阶层”，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是出于这个考虑，晚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的这些思考虽然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和脱离实际的一面，今天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情况下的收入差距过大也主要不源自按劳分配，但他反复提醒注意等价交换原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贫富悬殊，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纠正了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克服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倾向，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劳动收入参与分配。这些政策和制度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有利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但实行过程中，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晚年他又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近些年，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资本与劳动相互关系上的提法和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党的十八大更把共同富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这些都说明，分配上无论平均主义还是差距过大，都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方法的探索中，提出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条件或虽有条件但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我们应当对他探索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使其中的正确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对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