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 跨越发展
——我军历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人民军队9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在党的领导下，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改革创新的基因就伴随着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前进步伐。我军之所以始终充满蓬勃朝气，战场厮杀所向披靡，执行任务勇往直前，其秘诀就在于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改革创新。注重从我军历次改革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对于推进新形势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我军改革始终着眼坚持和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改革服从政治需要是改革成功的第一要诀。我军是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政治命脉。
建军90年来，从三湾改编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从国共合作改编红军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不变，“帽徽是白的，但心永远是红的”，到解放战争胜利后，为克服军内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问题建立报告制度、恢复党委制、加强党中央对野战军和地方武装的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从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到1982年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可以说，人民军队永远听党指挥犹如一条政治红线，清晰地标定在我军改革的光辉史册上。
无论军队怎么改，党指挥枪的原则不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能变。我军历次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命根子，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着眼于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个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总原则，确保军委高效指挥军队，确保军委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设管理。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不能变。
打赢战争是一切军事改革的最终目标，我军改革始终坚持仗怎么打改革就怎么抓
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打赢是军事改革的恒定准则。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战争形态，面对不同作战对手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军事改革，既要根据不同战争形态的演变而主动塑形，也要适应不同作战对手的相应战争形式进行自我变革。
90年来，我军经历了由小米加步枪的半机械化战争，到坦克加大炮的机械化战争，到电脑加导弹的信息化战争形态的转变；经历了对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等不同作战对手各种战争形式的对决。我军的改革始终围绕战争形态演变和不同战争形式两条主线交替推进。1933年中革军委颁布编制表、制定红军整编方案，“将现有火器及其他技术兵种附与兵团，使兵团容易运用，并能独立作战”，以适应游击战、创建根据地、反“围剿”、敌后抗战的需要。解放战争开始后，着眼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大兵团作战，组成新的中央军委、重新划分各战略区、编组野战兵团。新中国成立前后，组建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和部队，使部队机械化、摩托化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裁军100万、50万、20万，到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主动压缩规模，精简机关，实行军旅营体制，改善军兵种比例，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不断适应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需要。
我军90年改革历程生动说明，打赢是硬道理，能打胜仗是军事改革的指挥棒。新形势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既要瞄准不同作战对象，更要着眼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现代战争越来越呈现出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等特点，建设强大的信息作战能力成为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紧紧抓住实现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把解决军事斗争准备重点难点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构建联合作战体制，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军种建设战略转型，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积极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使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体化具体化。
军事改革或军事革命，涉及多个军事要素系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从军事改革的支撑要素看，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和官兵素质。90年来，我军改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遵循军事改革的科学规律，使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和官兵素质四者联动发展，不断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比如，在体制编制上，过去实行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是根据我军处于“边打边建”，长期以陆军为主、其他军种尚未充分发展，我国战略纵深广阔、国防任务繁重等实际确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独特贡献。但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出现了职能泛化、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相互掣肘、战略功能不强等问题，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把总部体制改为多部门制，把原七大军区调整为五大战区，把第二炮兵改为火箭军，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适应了军事技术特别是武器装备发展等对体制编制调整提出的系统性要求，主动进行一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一项要素的改变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效益，必须科学筹划、体系配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着眼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从全局高度筹划，坚持科学思维方法，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使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呈现出整体性、体系重塑性、主动性等特征。我们既要坚决贯彻既定的改革决策部署，确保改革各项举措精准落地、精确落实，又要始终把握军事改革的科学规律，按照“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国防和军队改革各项任务科学统筹、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军事改革是国家战略，我军改革始终坚持与国家改革发展步伐相协调
国防和军队改革，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同时也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影响约束。比如，国家战略的变化，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国家行政体制和人力资源改革等都对国防和军队改革具有现实制约。而国防和军队改革每一项重大举措也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比如武器装备的研发与采购，军人退役的数量和规模，军人社会保障模式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科技发展、装备制造和社会就业等。
90年来，我军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把军事改革与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相协调，既服从服务于国家大局，又充分运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助推国防和军队改革。新中国成立后，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军队通过精简整编和集体转业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大批建设人才，在新疆屯垦的14个师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世纪50年代，先后近10万名转业复员军人分批挺进北大荒、发展商品粮生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强调军队要从国家大局上考虑自身改革和建设问题，并裁减常备军100万，实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向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方向转变。近年来，我军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等新形势，同步推进军品采购、军队后勤保障等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以及军队干部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取得良好效果。
90年来我军改革的实践启示我们，国防和军队改革只有站到国家层面进行筹划，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更深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才能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资源、聚合力量。新形势下，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深，军民融合发展成为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必然趋势。我们要紧紧抓住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军民融合新理念，积极探索以军民融合促进战斗力生成的路径方式，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运行体系和法规制度体系，主动转变军队建设和改革方式，为战斗力提升和生产力提高贡献双重力量。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