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个革命党开始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面对这样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些老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背上了“功臣”的包袱，个人主义膨胀，贪图享受、不思进取之风抬头，而大批的新党员干部则程度不同地染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和贪图享乐的作风严重地侵蚀着相当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中“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 这使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新考验。如何能够经受起执政的各种考验，成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深深思考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举措

　　毛泽东由于亲自参加并直接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深知旧政权是怎样灭亡和新政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为此，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加强执政党廉政建设的目的。

　　第一，采取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开展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加强执政党的反腐倡廉教育仍然有效。建国后，毛泽东对党的思想建设更加重视，在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中，特别强调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多次指出只有通过整党整风才能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并克服党内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违纪现象；同时，只有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在实践中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1951年，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活动为契机，掀起了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著作的热潮。通过这样的活动，对广大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开展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彻底揭露和严厉惩治腐败。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为防止党员干部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毛泽东于1951年12月及时果断地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同时又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这有力地提高了全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为使运动开展得卓有成效，毛泽东亲自抓了一批大案要案，特别是对那些参加革命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大功，取得政权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贪污分子，坚决惩治，毫不手软。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逐步暴露出大量的贪污受贿行为是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连的。于是，毛泽东又在1952年1月决定开展“五反”运动，要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样，“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制度、作风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

　　第三，建立健全反腐败的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毛泽东认为执政党要为人民执掌政权，就必须为政清廉，就必须有必要的监督机制作保证。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49年11月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相继成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又作出《关于建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是党内重要的监督机构，对防止和惩治各种违纪行为和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毛泽东还注重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950年4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中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反对党内腐败的坚决态度，同时也透露出他想通过法律途径反腐败的思想。

　　第四，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从组织上保证执政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和实行了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他强调，党的干部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英雄。” 在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他认为，培养和造就干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百年大计，是一项战略任务，因此，我们党必须善于教育、培养、管理和爱护干部。他根据党的干部工作经验，总结出爱护干部的五项措施和办法，即及时指导干部，不断提高干部，经常帮助干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关心和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教育干部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个人和党的关系，要求干部必须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第二是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求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是干部之间的关系，要求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支援、团结一致。在毛泽东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党的干部队伍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成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栋梁和骨干。

　　第五，坚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成为党的领袖，而且成为国家元首，但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曾这样记叙：“毛君形容相貌，与日报所载无殊，唯头发颇长。又言他办公事多在夜时，鸡鸣时始睡，故日间须下午乃起床。余云‘何不改日工作，身体或可健康’。（毛）答‘十多年如是，已成习惯’。余致慰劳毕。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倾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近晚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这既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行为的鞭策。可以说，他的这些行为使其成为全党廉洁奉公的模范。在他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勤政的一代新风，一直影响着新中国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永远受到后人的称颂。

　　二、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荡清，整个国家仍处在新旧社会和新旧体制的转型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党的地位的变化而放松对党的建设的严格要求。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建国初期毛泽东反腐倡廉的举措不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形成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许多党员干部在各级各类部门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手中掌握着行政、人事、财政、物资等权力，这就为党内某些人蜕化变质提供了可能。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建国前夕就系统阐述了加强党风建设和拒腐防变的思想，要求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保证这一思想得到有效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8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把廉政制度用法律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1951年，他又向全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受贿等罪行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为严厉惩治腐败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也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薄一波曾对此作出这样的评价，他指出：“今天人们仍很怀念的50年代那股清新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够形成和保持，应该说是同‘三反’的及时开展，全党同志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紧密相关的” 。

　　第二，反腐倡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始终站在执政党兴衰成败的高度看待反腐败斗争，不仅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首先，他要求各级领导要从思想上对开展反腐败斗争有深刻的认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 。其次，要求各级领导要从行动上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对于工作积极主动的领导及时地加以肯定表扬，对于领导不力的则予以严肃的批评和纠正，对于那些因本身有严重问题而阻碍运动开展的则坚决撤职查办。当他得知贺龙在发动“三反”斗争中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时，及时号召“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再次，要求各级领导对腐败现象和事实，要既不扩大，也不缩小，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 。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于反腐败斗争确实抓得很紧，并且一抓到底。薄一波曾回忆说：毛泽东“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在“三反”运动期间，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决议、批语、指示、电报等文件达233件之多。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指导，“三反”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达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

　　第三，惩治腐败要敢于碰硬，敢于查处大案要案。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反腐倡廉斗争中明确指出，对于犯有贪污错误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严肃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当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腐化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事实被揭露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考虑到他们以前艰苦斗争的革命历史，很想给他们争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便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最终，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并未因这两个人是老革命、老党员，曾经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而对他们姑息迁就，而是坚决果断地按照有关规定处以死刑。这在全党和全社会中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其影响和意义也极为深远。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腐败分子侵害党的健康肌体，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绝不允许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和得而复失。

　　第四，“肃贪廉政”要与反对官僚主义同步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判断党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往往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作为评判的第一依据，主要是看党员干部是否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领导全党进行反腐败的斗争中，反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搞好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这清楚地反映出他对官僚主义给党的形象造成危害的痛恨程度和彻底铲除的决心与勇气。同时，为有力地清除官僚主义现象，他还要求“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以使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三、建国初期反腐倡廉的意义

　　回首往事，立足现实，虽然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斗争与建国初期反腐倡廉斗争的背景、条件、环境、基础等不尽相同，但反腐败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等，仍然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因此，总结和探讨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反腐败斗争的举措和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历史的教训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对于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由于腐败蜕化变质导致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一古训对于任何一个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权或政党来说都颇有启发。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虽然贪污、腐败现象是各国都有的通病和屡灭不绝的顽疾，但作为饱读史书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比许多有识之士更深谙此中的教训和道理。1944年11月，当毛泽东看到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了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因腐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时，便写信给郭沫若，高度赞扬他的研究工作。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希望郭沫若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并谦逊地表示：“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民盟负责人黄炎培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能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此话极为高兴，认为真能照此下去，中国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势之际，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傅作义又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夺取政权后腐化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或40年是不是也会腐化？对此，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毫无疑问，毛泽东正是通过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才始终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保持着高度警觉。建国初期反腐倡廉中所体现的勤政廉洁和严厉治贪的精神，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只有以此为借鉴，警钟长鸣，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反腐防腐措施，才能使我们的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环境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对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正视现实，居安思危，切实把反腐败斗争抓出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已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迈入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国际上，霸权主义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劲；国内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和自身状况同样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员队伍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滋长蔓延；浪费挥霍，损公肥私，弄虚作假，争名夺利，欺上瞒下，尔虞我诈等歪风邪气，严重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一些党员干部不顾党纪国法，贪污腐化，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甚至“卖官”、“买官”等旧社会官场中的黑暗现象沉渣泛起。在此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显得尤为艰巨和复杂。这些都严重地警示我们，在新形势下必须把反腐倡廉工作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决不能有丝毫的松弛和懈怠。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只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做到“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拥有领导反腐倡廉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第三，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来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对搞好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有启示意义。建国初期，毛泽东之所以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如此重视，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其目的就是要使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起各种考验，以担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其核心是要把党的作风搞好。因为在他看来，党风的好坏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党风好了，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党风不好，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而人心的向背又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甚至社会风气的好坏。所以，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倾向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改造旧社会的不良风气方面曾发生过积极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党风的好坏，对整个社会风气更有着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辩证关系，才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不仅有效地防止了党和国家机关中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抵制了旧社会旧风气的污染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使廉洁奉公、勤恳工作的作风代替了旧社会官场中营私舞弊、欺压百姓、奢侈腐化的旧作风，而且在新旧社会转型的建国初期以良好的党风和政风推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改变。

　　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六大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振奋人心，催人奋进。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键在党”。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政风端正了，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邓小平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以励精图治的精神坚持从严治党，认真整肃吏治，加强反腐倡廉，遏制腐败现象，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

　　（作者为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