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由于政策对头，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7206.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一倍，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摆脱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从地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地，经济的发展都明显加快，但沿海省市的率先起飞带来的同内地越来越大的差距以及与之共生的矛盾也凸显出来。现实表明，这是一个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怎样缓解沿海同内地之间的地域矛盾，怎样逐步消除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成为萦绕邓小平心中的一件大事。

　　1988年9月，邓小平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充分考虑了沿海与内地这对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作了辩证的说明。首先，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这说明，虽然他已经看到沿海与内地矛盾的凸显，但仍支持沿海地区继续“较快地发展”，强调“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并告诫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然后，他又指出：“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这样，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不久，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

　　为什么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他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长期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先富带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990年4月，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就在这一年，他又反复强调：“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3．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何时解决沿海同内地之间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十分关注。1990年春，他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说 。这年年底，他再次说到“将来总有一天”要解决 。他之所以没有提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确切时间，一是作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支撑点的沿海地区仍要继续发展；二是还要对全国迅速变化着的发展形势作进一步的深入观察与思考。

　　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后，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正式明确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在20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从而已经具备了大力度帮助、支持内地发展的条件。因此，他满怀信心地说：“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共同富裕，需要两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共同发展、逐步向共同富裕过渡，却是从20世纪末就应当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对于沿海地区如何帮助内地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原则性设想：第一，调节分配，实行调节税。“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第二，“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 第三，“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四、1992—1993年：最后的思考：“分配的问题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