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至党的八大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陈云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非公经济的地位、作用十分重视和关注，并进行了不懈地思考和探索。党的八大前后，陈云对非公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逐步深入，形成了经济改革思想。本文追述这一时期陈云对非公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过程，挖掘对非公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入与经济改革思想产生的内在联系，并对陈云当年提出的经济改革思想的地位试作分析。

　　在中国国情条件下非公经济的存在不可避免

　　要探索国营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途径

　　1949至1952年，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落实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时期。1949年7月中旬，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成立，陈云担任主任。在这四年中，陈云领导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先后两次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这些重大的实践活动，促使他不断加深了对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认识。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与投机商的一次重大较量。1949年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国先后出现三次大幅度的物价上涨，陈云临危受命，亲自主持了平抑物价的斗争，并实施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陈云领导这场重大斗争期间，在对待非公经济的问题上强调了两点：一是私营资本在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 二是面对投机资本的进攻，要坚决予以击退，同时对私营经济的正当发展予以扶助。他在《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中强调：“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当物价上涨局面得到扭转，上海工商界经营出现暂时困难时，他领导中财委及时拨款以解救危机。

　　针对私营工商业生产经营上遇到的困难和党政干部中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左”的情绪，在1950年6月至9月和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后，陈云领导实施了对私营工商业的两次调整。两次调整的主要精神是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开展正常经营，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调整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领导两次工商业调整期间，陈云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在逐步深入。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私营工商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具体分析。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  他还进一步从解决就业角度指出：中国失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私人店铺在社会就业上有作用，国营不能把私营店铺的店员和夫妻店全包下来。

　　——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保障私营经济正当经营的具体措施。在工业方面，“要保证私厂的合理利润，对私营工业的合理部分，要继续加以保护”；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零售市场保持了稳定力量之后，应该给私商以较多的零售地盘。” 

　　——在实践基础上探索国营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途径。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搞经济计划要把私营的生产计划进去，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商业的批发和零售的差价要适当（后来提到地区差价也要适当），使私商有利可图；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 。陈云参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下，应允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 。陈云还提出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实行分工的思想，指出：“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建设应由国家掌握，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可由私人经营”。

　　1949年至1952年，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对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非公经济的积极作用方面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使他对非公经济在中国这种工业基础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情条件下，对发展社会经济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深切的认识。

　　计划管理难以涵盖数量众多的非公经济

　　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推进应当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