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产生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党只有在领导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内在必然性，才能真正把握执政规律，实现执政目标，完成执政使命。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一、毛泽东从社会基本形态的角度提出了“三个要素”思想

　　毛泽东对社会文明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表现为关于社会文明建设的“三个要素”思想。这既体现在其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又体现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一新民主主义的目标定位，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社会文明系统发展观点。在唯物史观中，这一思想导源于毛泽东对社会文明三要素之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表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科学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这一思想，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研究社会文明建设问题的伟大理论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建国之后，党面临的主要任务由“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建国头三年，我们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领导人民开展了各项建设事业。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文化教育战线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通过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和中国建设的初步总结，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一探索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确认。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来解决上述矛盾。

　　1、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指出；“所谓社会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围绕着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一些新思路，如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

　　2、在政治建设上，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要用专政的办法解决，后者是非对抗性的，要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统一。随着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扬民主，搞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党的八大上，建设民主政治是一个重要议题，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明确提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基础，中央考虑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针。这些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具有长期的建设性作用。

　　3、在文化建设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双百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对于科学和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 在此基础上，他从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性着眼，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六条政治标准。“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 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双百”方针的阶级内涵，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主导地位，为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指明了方向。

　　二、邓小平从社会主要结构的角度揭示了“两个文明”理论